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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紧要后果。朱永新在今年两会期间承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小学可以称为“教育局办学”。“一些中小学校长对我说，他们根本不是校长，最多是一个排课表的教务人员，因为一切都被教育行政部门规定了，上什么课，几点上课，几点放学，考什么内容，怎么考，全部的一切，校长说了都不算。”
　　
　　传统的管理体制不改革，学校就不行能有活力，教育就不行能有真正的变革。
　　
　　造成这种后果是不是因为基层教育行政部门不愿放权呢？不是的，基层领导根本不想这么忙。放权，“非不想也，实不能也。”中国的很多问题不是想不想的问题，而是能不能的问题。
　　
　　基层教育行政部门究竟能不能放权呢？
　　
　　我的答复是，假如自上而下地放权，可以。否那么，基层教育行政部门绝不能领先放权。
　　
　　为什么呢？
　　
　　因为制约的因素太多、太大。详细来说，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受行政管理体制的制约。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是集权式行政管理体制。这种体制的显著特点就是，自上而下、肯定听从、越俎代疱、无所不管。因此，只要中国集权式的行政管理体制不改革，基层部门单枪匹马是无法冲出重围的。比方，老师的聘任应当是在教育主管部门的指导下，由学校自主确定，但现实是教育主管部门根本管不了，是人事部门在管。每年新老师聘请，教育局都是在为人事局打工。在这种状况下，说人事权下放，你怎么放？权力原来就不在你的手上，你放什么权？再比方，我们此时此刻的各种创立，如平安校内、和谐校内、绿色校内、合格心理询问室、人防示范校、科普示范校等等都是在为其他部门做嫁衣裳。虽然这些创立对学校开展不是没有一点好处，但由于过多过滥、缺乏统筹，事实上已经给学校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基层学校对此苦不堪言。但教育部门还不能不做。
　　
　　二是受传统评价观念的制约。在中国，什么样的官是老百姓心目中的“好官”，最受老百姓景仰？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型的。典型代表，古有诸葛亮，今有周恩来。大家细数一下新中国成立以来被大力传播的焦裕禄、孔繁森、牛玉儒哪个不属于这一类？你不鞠躬尽瘁，上级领导不认可，群众不认可，给你会怎么做？
　　
　　其实，不鞠躬尽瘁，连领导自己也不认可。很多领导不是这样向上级和群众诉苦的吗：我没能功绩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惫吧？你看看他强调的是什么？是“劳”!中国传统文化使我们对官员的评价更多的注意过程，而不是结果。假如的确“劳”了，而结果不如意，自己往往感觉比拟劝慰；假如没有“劳”，即使结果比拟满足，也往往心含愧疚，觉得假如自己当时再多“劳”一点的话，结果可能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