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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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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与中国:改变华夏大历史的若干片段
当曹操踌躇满志地站在赤壁矶对岸的长江边时,当崇祯帝歇斯底里地指挥抵御李自成的大军时,当爱新觉罗·玄烨懵懵懂懂地被推上太与殿的宝座时,她们并不知道,04年--219年)达到了高峰。当年的亲历者曹丕沉痛地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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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年疾疫,亲故多摧其灾,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一时俱逝,痛可言邪!”她提到的这四个人都位列“建安七子”,就是当时著名的文学青年或文学中年,却都在建安二十二年的中原大瘟疫中染病而亡。上层文士尚且如此,下层百姓的状况可想而知。曹植在描述疠气流行时就说道:“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对于这一幕幕惨痛的情景,曹丕与曹植的父亲有更为生动的描写。当瞧到曾经繁华的都城洛阳及其周边地区变成了一片废墟,曹操伤感不已,写下了千古名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而对于她来说,瘟疫带来的痛苦只怕不比任何人少,甚至更多。
    建安十三年(208年)冬,曹操亲率大军,与孙刘联军对峙于赤壁,在巨大的优势下却惨败而归。在小说家极力渲染的反间计、连环计、借东风的背后,正就是由于一股并不起眼也无法控制的势力偶然站在了孙刘联军一方,胜利的天平才最终倒向她们。这支力量就就是老天爷派出的瘟疫大军。《三国志》有多处记载曰:“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先主)与曹公战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周)瑜、(程)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刘)备俱进,遇於赤壁,大破曹公军。公烧其馀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从某种程度上说,曹操征服天下的雄心就就是毁于这场威力巨大的瘟疫,小小的病菌就这样大大改变了历史进程。
    恐怖的瘟疫造就了“医圣”张仲景的横空出世。她为了拯救民间疾苦,“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总结治疗疫病的经验,写成了《伤寒杂病论》,被尊为中国传统中医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然而即便就是在张仲景的家族中,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200多口人就有2/3死去了,其中大部分都死于伤寒。医圣对此除了悲痛,更多的也只有无奈。
    东汉末年的大瘟疫除了对当时的政治、战争、医学影响巨大外,还对魏晋时代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世界末日般的天灾人祸面前,人们充满了人生苦短、朝不保夕的慨叹,诗歌以哀叹伤感为主要题材,哲学盛行虚无与放达的思想,士族文人崇尚清谈与玄学,给人以心理慰藉的道教与佛教迅速兴起。这都反映了人类在大瘟疫面前的无助与无能为力。
 
    此后的历朝历代依旧难以摆脱瘟疫的侵袭。唐末黄巢起义军攻入岭南(今广东)后,本打算以此为基地长久占据,怎奈何“就是岁(879年)自春及夏,其众大疫,死者十三四。众劝请北归,以图大利。”黄巢不得已率大军北返,却所向披靡,并一度攻占了京城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尽管黄巢最终败死于泰山狼虎谷,但瘟疫在逼迫她取得空前胜利的同时,也已经改变了唐末的争霸局面,五代十国的格局初见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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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金对峙的1232年的大瘟疫又就是一场浩劫。当时的金国南有南宋,北面被蒙古压得喘不过气。到此年五月,“汴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