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1孙惠芬小说的心理戏剧孙慧芬是一个来自乡土的地道农家女,这决定了她区别于其她乡土女性写作的身份立场,以及表现领域的先天限制。乡村妇女在父权制传统顽固的乡村社会,活动的有限天地是在家族范围内,以及由家族延展到邻里的社群。即使在进入大都市之后,她们的第二性文化限制也是因袭的重负。日常生活中的挣扎与男性中心的心里对抗,成为心理戏剧的原初动力。孙惠芬的小说创作就是建立在这样的文化宿命中,演绎着她们日常的心理戏剧,表现乡土女性身体与心灵的双重渴望、追求与坚守。一对于乡土作家来说,故乡是他们看世界的初始情景。在这个情景中,有着亲情维系的乐园记忆,也有着心灵创痛的个体情结,成为他们记忆的起点,也是他们创作灵感的源泉。孙惠芬的初始场景是男人缺席、三代女人拥挤在一起的狭小的家。这样的记忆使她的小说一开始就以家族伦理为主题,在家中亲属之间的情感依恋与心理对抗中,演绎出日常生活的心理戏剧。这些戏剧里都是素常的琐细小事,近乎于无戏的戏剧,但是情感的能量却是巨大的。“母子共生”及“母女共生”关系早已成为人类文学史及心理学史里最为历久弥新的课题。作为乡土女儿的孙惠芬在书写乡土女性的时候,是无论无何也绕不开生命中最重要的亲人“母亲”。她的作品中,引人注目的便是“母亲”形象的反复出现,并且具有多种文化心理的内涵。《舞者》2和《歌者》中的同一个母亲,是孙惠芬在自述和小说中提及最多的母亲形象,大部分性格刻画的细节是以自己的母亲为原型。她是现当代文学中,一个全新的母亲形象,也是一个全新的女性形象。她区别着男权社会价值理念的规范,又区别于现代文化塑造的新女性形象,同时又兼有新旧两种女性的优秀素质,无疑为“好女人”孙惠芬提供了直接的榜样,成为她自我生命塑造的模板和不竭的情感与活力来源。作为新一代女性作家,孙慧芬自觉超越了文学史中母女关系的描写,在漠视男权文化规范的同时,又发掘出新的潜藏于平凡人生中的母子模式,那就是与母亲一生的“告而不别”。她纯粹以女性作家的本能和直觉,达到女性生命在彼此精神依存中的自我拯救。“我与母亲的告别,是从我七岁那年开始的。那种告别最初只是潜意识里的事情,就像树根下细细的萌芽。”[1]“我”好好学****我要做小镇的女人,像二娘和四婶一样,以一种近乎疯癫的姿态开始了对母亲最初的反抗。懵懂、不经人事及逃离母子同体的自我放逐,使欲望将母女搁置为彼此相悖的状态中,呈现出自我分裂的精神现象。我的母亲也同样有对家园的寻找经历,却因无法挣脱男权文化的束缚,而处于家园失而不得的焦虑。“我”以不停地奔向外面的世界,来确定自己与众不同的身份及价值,去小镇制镜厂工作、发表文章和城乡间的往返,但仿佛生命里有一条无形的风筝引线,越想争脱越难争脱。这种奔逃未遂的母女关系,最终爆发为母亲的悲伤时刻,她因失去了家长的权威、不能为女儿操办一场像样的婚礼而伤心欲绝。虽然再也没有了家长束缚手脚,但在随着时代价值观念扭转的家庭中仍然没有权力,这样的文化夹缝处境使母亲举步为艰。作家在继续诉说母亲在家中的弱势3地位时,笔锋一转,情节有了戏剧化的逆转,“母亲”的再次出场是以一种全新的社会化形象。这时的母女亲情也因此增添了一种交际的实用功能,外部世界的伦理价值观念在母女身上产生了曲折的内化效应。从“我”给表哥要回了驾驶执照事件开始,亲人们觉悟到我的“本事”,开始了对我大规模的侵扰。使我这个在小城刚有立足之地和平静心态的人,几乎被所谓的亲情窒息。它袭击了我的喉咙,让我无法正常呼吸,只有无力的看着自己千方百计的告别,最终是一种权利和亲情无法和解的对立。《歌者》里的母亲是《舞者》里母亲的再次出场,是母女共生意识的又一次飞跃,在我远离俗世嘈杂,沾沾自喜于重新拾起人生的目标,却因为言语和文化语境的突然受阻,而不得不在母亲的怀抱里,开始了人生的另一段“胎化”过程。“故事故事,像个兔子,兔子不跑,故事不了”。[2]我在大连城里狭窄的两间房中,像困兽一样焦灼着理不清创作的头绪,是母亲用歌谣式的话语开启了我生命的又一扇情感之门,我的长篇小说《歇马山庄》就是在她看似不经意,实则煞费苦心的讲述中如期而至。这里好似口耳相传的母女对话,体现了一种传统的文化承继关系,母女的心因共同的情感体验,以不“太连贯的故事”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从而突破写作的困境,也是文化的困境。这里的母子共生关系,已经有了寓言的性质,是文化心理的诗性寓言。“我”与“建筑师”的婚外恋情,从未曾和母亲提起过,母亲或许能从女儿在虚构与现实中挣扎的困苦中有所察觉,可善解人意的母亲还是一如既往,以最深邃的沉默来透析并敲击着女儿的心神不宁。当“我”情感4意外受挫,母亲洞悉一切之后,面对女儿错误的情感取向和结局带来的疯狂,再度给予了不同常理的救援策略,以碎布头沉默地缝抹布,使女儿得到暗示,不同形状不同颜色布片缝合在一起,为“我”的一颗破碎的心找到了一艘“搭乘的风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