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1汪曾祺的纯文学性摘要:汪曾祺,中国最伟大的散文家之一,以自己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淡然的人生态度为读者构建出了一个唯美,明丽,自然的文学世界。他的散文深得古典散文遗韵,凡事皆可成为文章素材,语言多用白描,于平淡见真蕴于风俗中见洁雅。天然而不失于雕琢,古朴而不流于粗糙。关键词:汪曾祺;散文;特点;纯文学纯文学,是汉语词汇,包含三种含义,第一种是与古代“文学”概念相对的现代独立的文学学科观念;第二种是指与工具论文学观相对立的自律的审美的文学观;第三种是与商业文化相对抗的文学观。对于人类精神的深入探讨不断揭示了精神王国的面貌,在世人眼前展示出一个崭新的、陌生的、难以用世俗语言表达的、与我们用肉眼看到的小世界相对称的广大无边的世界。纵观整个文学史,文学沦为附庸的时候不在少数,比如,在抗战时期的左联文学,文革时期的文革文学都将文学作为了政治的附庸。纵观汪曾祺的所以散文,几乎未曾涉猎政治问题,更不曾出现过一篇为政治歌功颂德,对政府大加吹捧的文章,而正是这点,使得他同他的老师沈从文一样,在建国到八十年代当中始终被排除于主流文学之外,不曾获得更多发表文章的机会。从1980年8月改定《受戒》到第二年的8月,汪曾祺发表的小说就2有十多篇,《岁寒三友》、《寂寞和温暖》、《晚饭后的故事》、《大淖记事》、《七里茶坊》等。这些小说有一个共同的倾向――与社会大动向无关,而都指向一种“被美化了的生活”。“‘美化’生活就是他那个时期的‘创作主旨。’”这与“传统”或“正统”的小说观念是相悖的,是一种彻底的逆反和颠倒,呈现出“非功利性的主题、非重大性的题材、非典型性的人物、非时代性的格调”的特点。这是对“十七年”文学所确立起来的文学规范的一次脱离,但“其意义远远不止是‘十七年’很流行的那句‘推陈出新’的倡导所能包容的,这是对沿袭多年(不限于‘十七年’)因而难免陈迹斑斑的传统和正统的小说观念(而其实质乃是文艺观念)所进行的一次试探性地冲击和小心谨慎地较量。”虽然只是通过一篇小说表现出来,但这种“微弱”的较量所带来的却是“天翻地覆”,其实是对新时期文学观念的一次“受戒”,使新时期的作家们开始在文学创作上向“美学规律”靠拢和回归。汪曾祺在四十年代萌芽,并成熟于80年代的“现代文学传统”对于“新时期文学”是有“激活”作用的,引领了一场小说的革命。“在八九十年代的中青年作家中,曾经受惠于汪氏小说资源的,何止是王安忆一个人(我记得格非也曾谈到汪氏对他的‘影响’)。”当时的王安忆和格非等人,便是把汪曾祺的小说当做一个“文学范本”来看的。若真要为这一文学渊源列出一条线索的话,可以上溯到废名、沈从文,下推到钟阿城、贾平凹、何立伟、王阿城等作家,后两者对“师承汪曾祺所表现出来的自觉态度和虔诚精神,更加坦率和公开”。另外,汪曾祺小说中的“回忆”因素成为诱发“寻根文学”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作家李陀在一次采访中说:3“汪曾祺的《受戒》,以及后来的《异秉》、《大淖记事》的出现,对‘寻根文学’的出现有很大的作用。”他还在《意象的激流》一书里把汪曾祺比作一只“寻根小说”的头雁,虽然“寻根文学”的出现并不止这一个原因,但汪曾祺无疑是一个“先兆”。汪曾祺穿梭于中国文学两个时期所持有的一种不变的传统便是他在40年代所接受的“纯文学”观念。“纯小说”的说法最早见于中国文坛大约是在盛澄华《试论纪德》一文中,要求取消小说的情节、结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