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关于老渔阳里2号开发与保护的历史考察
[摘要]自1920年春始，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知阶层集聚于老渔阳里2号，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宣传、阶级动员、人才培养、组织创建、筹备成立大会、初期发展等项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期，老渔阳际上起到了发动和组织成立中国青年团的作用。
（四）开展工人运动的重地。上海是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发祥地，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等人通过调查、演讲、成立工会组织、创办工人刊物、开办工人学校等多种方式，动员组织工人阶级，使之觉悟，使之振作。1920年4月，陈独秀在出席由上海码头工人发起的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发表了《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讲，指出“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2]。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劳动界》在“发刊词”中阐明该刊的宗旨是“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他们的事情”[3]。《劳动界》深入浅出地向工人说明劳动创造世界、创造价值及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被工人称誉为自己的“喉舌”和“明星”。《新青年>第7卷第6号亦为《劳动节纪念号》专刊，不仅有孙中山、蔡元培的题字，还刊载了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陈独秀的《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等文章，成为宣传工人、启发工人的好教材。
1920年11月，上海机器工会在白克路207号（今凤阳路186号）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陈独秀等到会发表演说。这是全国第一个由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的工会团体。 （五）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处。1921年6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以老渔阳2号为联络处，由李达、李汉俊出面，组织开展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确定会议地点和日程，致函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委派代表到上海参加会议，起草并刻印有关文件。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会议期间，老渔阳里2号和博文女校都是与会代表们讨论问题、修改文件、处理会务的场所;李达、李汉俊、张国焘等于会议之外，多在老渔阳里2号与有关人员研究会务。7月30日，中共一大会议因租界密探闯入而中断。当夜，李达、毛泽东、周佛海等部分代表在老渔阳里2号商议继续会议的办法。
（六）第一届中共中央局所在地。中共一大选举成立了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1921年9月后，陈独秀由广东回到上海，专任党中央工作，仍居住在老渔阳里2号。“当时决定宣传工作，仍以《新青年》为公开宣传刊物，由陈自己主持”[4];李达编辑《共产党》月刊，作为秘密宣传刊物;张国焘主持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中央局会议、会晤各地来沪的同志，亦在老渔阳里2号举行。1922年7月下旬至10月上旬，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中央执行委员会仍驻委员长陈独秀寓所。因此，老渔阳里2号实为中共创建初期的决策中心和党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
陈独秀1921年10月、1922年8月两次在老渔阳里2号家里被捕，此事引起了中央的注意，于是党的工作机构进一步隐蔽化。1922年10月，中共中央迁往北京。
二、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二馆的开辟与关闭
新中国成立后，为迎接建党30周年，中央指示，对建党初期的历史遗迹进行寻访调查。中共上海市委非常重视中央的部署，从1950年9月开始，市委宣传部负责调查和寻访中共一大会址及有关建党初期史迹，上海市文化局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处长沈之瑜和宣传部干部杨重光等人具体落实此项工作。
沈之瑜、杨重光等人接受这一任务后，深知重任在肩，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勘察工作。他们得知中共一大代表之一周佛海的儿子周之友（原名周幼海）就在上海工作，于是设法找到周之友。周向沈之瑜等人提供了寻找中共一大会址的重要线索：第一，他的母亲杨淑慧现在上海。“一大”召开期间，周佛海曾带杨淑慧去过开会的那座房子，也曾叫她往那里送过信;第二，周佛海写过一本《往矣集》，其中谈及出席中共一大的情形。于是，沈、杨等人找到杨淑慧，请她帮助找寻中共一大会址及相关红色史迹。
杨淑慧领著沈之瑜等人首先找到了老渔阳里2号。当年，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为她介绍认识了周佛海，因此常至其地，对这幢石库门房子极为熟悉。南昌路原称环龙路，外观基本还是保持着当年的模样，虽然事隔多年，杨淑慧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
根据几个月缜密细致的查证，至1951年4月，分别核实了兴业路78号是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址所在地（简称中共一大会址），南昌路铭德里2号（即《新青年》编辑部旧址）是中共成立后的中央工作部旧址，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第一个‘总部’”[5]。太仓路127号（即博文女校旧址）则为中共一大会议期间代表们的住宿之地。中共上海市委派人将兴业路的“一大”会址、《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博文女校旧址等处拍了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