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迟到的民族国家”与“超前的民族国家”| “新德国问题”主要是指德国 1990 年 10月 3 日重新统一以后在变化了的国际体系中奉行什么样的外交政策,是继续坚持 1949 年以后西方一体化的根本方向,还是重蹈历史上“德意志特殊道路”覆辙。关于它在“后冷战时期”的现实发展和理论探讨,已有专文论述过。这里主要着眼于“新德国问题”在 21 世纪的前景,拟从“迟到的民族国家”和“超前的民族国家”两个方面加以说明。( 注:这是为庆祝中德建交 30 周年而撰写的“‘新德国问题’探索三部曲”之三;三部曲之一是“‘正常化’的改变与‘连续性’的坚持‘新德国问题’现实探索”,载于《欧洲》 2002 年第 3 期,第 6574 页;三部曲之二是“‘权力国家’乎?‘贸易国家’乎?‘文明国家’乎? ‘新德国问题’理论探索”,载于《国际政治研究》, 2002 年第 3 期,第 6270 页。) 一、“迟到的民族国家”所谓“迟到的民族国家”,是指德国迟至世界更迭以后的 2001 年,才真正发展成为一个正常的民族国家,即拥有内政和外交完全自主权的、统一的、既在客观上也在主观上获得国际平等的民族国家。从历史上和当今看,德国都是一个“迟到的民族国家”。与其它世界大国比起来,它在国家发展和世界地位等很多方面都落在后面: 它统一成为民族国家比别国晚,成为大国、工业国、殖民帝国或世界大国以及成为共和国或代议制民主国家也都迟于其它国家, 因此,一种不想再异于他国的平等要求格外迫切与强烈。这种平等要求,对于二战以后在美苏为首的东西方“冷战”背景下成立的西德来说,是其外交政策所要追求的实质目标,具体表现在争取国家主权独立和实现国家统一上;主权独立和国家统一对其它西方大国来说已是不成问题的现实,但对 1949 年建国的西德来说,却意味着要经历一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长征”。直到世纪更迭以后, 德国才既在客观上、也在主观上实现了国际平等这一外交政策实质目标。另外,德国的平等要求不仅限于主权独立和国家统一, 而是还有一个更深的价值规范内核,即新建国家也要成为一个同其它西方国家一样的民主制国家。这实际上就是西德在 1949 年开启的两个长期历史过程:内政民主化( 政治价值上皈依西方) 和外交一体化( 外交战略上皈依西方)。德国从政治价值上皈依西方, 已经成功实现了。首先,德国“基本法”为新建国家政体规定了不可更改的四项基本原则:民主制、联邦制、法治国家和社会国家原则,它们体现了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共同特征,即主权在民和天赋人权、法治和权力制衡。第二, 1949 年以后德国开始实行的政治制度,不论在同本国历史的纵向比较( 如与魏玛共和国相比), 还是同其它西方国家的横向比较( 如与美、英、法政治制度相比) 上,都表现出自己鲜明的特点,如政党制度的宪制化、行政制度的“总理原则”、联邦制度的功能性联邦主义,等等。它们既适应了德国历史和政治文化特点的要求,在实践中切实可行,同时又进一步丰富了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一般理念与实践。第三,德国政治制度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譬如在行政权与立法权之间出现所谓“宪法冲突”; 在司法权与立法权之间出现所谓“宪法监督冲突”等。这些问题是德国在非纳粹化的民主建构过程中遇到的前进中的问题,且都已有应对方案和措施,问题也都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或解决。总之,二战以后德国西方化( 或曰美国化) 的非纳粹化改造获得了成功, 德国统一这么剧烈的社会政治震荡也没能动摇德国政治制度的根基。德国已经成为一个与其它西方国家一样的正常的民主制国家了。德国西方一体化的第二个历史进程是从外交战略上皈依西方,它的实现如同前者一样也是大势所趋,西德必须在外交政策上“一边倒”,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然而,西德并不是一个只能/ 会对国际体系作出机械反应的被动客体。如何决策,西德是有一定选择余地的,特别是要处理好其外交政策的三大矛盾或平衡问题,即对法关系和对美关系之间的平衡;国家利益( 加入西方一体化) 和民族利益( 德国统一) 之间的矛盾;对苏关系与对西方盟国关系之间的矛盾。西欧/ 方一体化政策是西德开国总理阿登纳从 1949 年至 1963 年 14 年执政时期的一项主要外交政策,政策的重点是法国。这既是地理与历史因素之需要,也是法国二战以后在四大战胜国中持最强硬的德国政策决定的。阿登纳将“政治是可行性艺术”奉为其外交政策行为准则,从西德所处地位的现实可能性出发,循序渐进、适度灵活、着眼于发展地选择最佳可行性道路,从参加鲁尔国际署到欧洲煤钢共同体,从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到参与创建欧洲经济共同体等;阿登纳不仅一步一步地实现了本国的主权平等和全面复兴, 而且还为德法和解以及促进西欧一体化事业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西欧/ 方一体化政策要求西德必须同时处理好其国家利益同民族利益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