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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与“三礼”.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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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与“三礼”.doc

上传人:小博士 2016/12/28 文件大小:55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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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与“三礼”.doc

文档介绍

文档介绍:《聊斋志异》与“三礼”摘要: “三礼”属于中国儒家的传统经典,其中《礼记》又名列“五经”之一,在明清科举考试中属于考生“各占一经”中的选项。蒲松龄在科场奋战大半世, “四书”而外,他于“五经”中究竟所选哪一部应考,今天虽已难于考见,但《聊斋志异》的写作受到《礼记》乃至《周礼》、《仪礼》这“三礼”的影响则显而易见。如何正确诠解《聊斋志异》,涉及利用“三礼”相关书证对《聊斋志异》文字加以校勘辨析诸问题。探讨蒲松龄如何巧妙灵活运用“三礼”相关词语典故的问题,更是今天的读者鉴赏《聊斋志异》写作技巧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蒲松龄; 《聊斋志异》; 三礼; 校勘; 注释作者简介:赵伯陶,男,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编辑部编审,从事明清诗文、《聊斋志异》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504 ( 2015 ) 05- 0131-09 “五经”之说始于汉代,即《诗》、《书》、《易》、《礼》、《春秋》五部儒家经典的总称。其中《礼》在汉代特指《仪礼》,至唐代已经转指《礼记》。明清科举考试,八股文中“四书义”而外又有“五经义”。“四书义”对于考生是必考项, “五经义”对于考生则是选考项,所谓士子“各占一经”(即“本经”)就是此意。《明史?选举二》云: “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1] ( P1693 ) 《清史稿?选举一》: “而明则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谓之制义。有清一沿明制,二百余年,虽有以他途进者,终不得与科第出身者相比。”[2] ( P3099 )在明清两代科举考试中,《礼记》属于“五经义”中的选项之一,无可置疑。蒲松龄在科举考试中的“本经”为何,今天因文献无征,已难于考见。其《聊斋志异》的写作与“五经”语词文字皆有所关联,实难分主次,也是事实。蒲松龄对于“五经”的平均熟稔程度并不亚于“四书”,可见他大半世为科场获隽所付出的艰苦努力。“三礼”之说,始于东汉郑玄,即《仪礼》、《周礼》与《礼记》三部经典的合称。《仪礼》为春秋、战国时代一部分礼制的汇编,汉时所传有戴德本、戴圣本与刘向《别录》本。今传十七篇为郑玄注《别录》本,唐贾公彦《疏》。《周礼》原名《周官》,或称《周官经》,西汉末列为经而属于礼,故称《周礼》。分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后缺冬官,补以《考工记》。今传本四十二卷,有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礼记》为西汉戴圣采自先秦旧籍编定,共四十九篇。有汉郑玄《注》及唐孔颖达《正义》。因同时戴德别有《记》八十五篇,称《大戴礼》,此书又称《小戴记》。蒲松龄《聊斋志异》涉及“三礼”语词的小说,以《礼记》为最多,《周礼》次之,《仪礼》最少。这与作者因长期从事举业对儒家经典关注的轻重次序是相符的。下面即分三个方面探讨《聊斋志异》与“三礼”的关系问题。一、对“三礼”语词的一般性借鉴蒲松龄写小说很注意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往往三言两语即可凸显人物神采,对主要人物如是,对于次要人物的描写也很注意语词的修饰锤炼。卷一《婴宁》中的女主人公婴宁爱花与善笑是其人物描写的两大特征,妙在其性格于爽朗中又隐藏有些许凄凉哀怨意绪,蒲松龄下笔为文,对婴宁倾注了无比炽热的情感。为写好婴宁,作为衬托,婢女也酷肖其主人之风,小说有如下描写: “甫坐,即有人自窗外隐约相窥。媪唤: ‘小荣!可速作黍。’外有婢子??声而应。”[3] ( P221 )所谓“??声”,即高声急应。《礼记?曲礼上》: “毋侧听,毋??应。”唐孔颖达疏: “??,谓声响高急,如叫之号呼也。应答宜徐徐而和,不得高急也。”[4] ( P1240 )婢女之所以如此无“规矩”,一方面照应前文“媪聋聩”之伏线,一方面也凸显了婴宁家无拘无束之家风,起到了对婴宁性格烘云托月的效果,可谓一举两得。“??声而应”,《聊斋志异》铸雪斋抄本作“嗷声而应”,属于没有搞清蒲松龄对《礼记》语词的借鉴而致妄改原稿。卷一《丁前溪》以小说主人公丁前溪与贫而好客的杨家娘子侠义相报的故事验证了“千古文人侠客梦”的存在,其表层意义无非是对理想人际关系的一种企盼,而其底蕴则显示了作者对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向往。小说篇末“异史氏曰”有云: “贫而好客,饮博浮荡者优为之,最异者,独其妻耳。”[3] ( P258 )所谓“饮博浮荡”,即轻浮放荡的饮酒博戏行为。所谓“优为之”,即任事绰有余力。三字语本《礼记?文王世子》: “仲尼曰: ‘昔者周公摄政践阼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所以善成王也。闻之曰,为人臣者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况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优为之。’”[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