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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摆脱了对自然的依靠性,而以主体性进入到物质世界的运动改变过程中,通过工业生产缔造了一个属人的世界,工业实践活动及其实践构造已经成为我们四周世界客体构造的重要构件,自然物质对象第一次成为人类主体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全面支配的客体。因此,过去的那种自然对象性消解了,费尔巴哈正是由于相识不到这一点,才犯了直观主义的错误。在《形态》中马克思干脆指明白这一点:“他没有看到,他四周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干脆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页)所以,第一条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性,并不是停留在一般的感性活动上,而是建基于工业生产的实践上。假如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马克思。从工业生产启程,我们不再像在自然经济中那样简洁地直观自然对象,而是能动地面对工业实践和市场交换关系的产物。物相第一次干脆成为人类实践的世界图景,自然经济社会中那种此岸世界与此岸世界的区分,第一次通过工业实践消退了。正是在社会历史实践中,传统相识论所讲的主体与客体才能联结起来,人的理论看法正是在社会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假如将社会历史实践这一现实根底剥离掉,那么就变成了人与世界的纯粹的理论关系,这时才可能产生主体与客体的分别,只有产生了这一分别,才会出现康德所说的现象与物自体的二元对立。所以,在《提纲》第2条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当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气,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辩,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同上书,第58—59页)理论的问题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因此首要的是对社会历史生活的理解与相识,这是马克思超越传统相识论的现实根底,也是当代相识论的根本立场。相识论的这一转变,后来在海德格尔哲学中就表现为生活世界说明学的建构。

把感性理解为感性活动，把现实自然界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的产物，并认为，仅仅诉诸感性并不能使自然界现实化，只有人的感性活动视野中的自然界才是现实的。这就以“感性活动”超越了费尔巴哈的“感性”理论。
马克思把与客观事物相对的感性活动看作实践活动，把作为感觉的对象和源泉的感性客体看作实践的对象、实践的前提和实践的结果。对客观事物不仅仅从其自由状态去理解，而是从它们的改变和开展的过程〔特殊是通过实践活动引起的改变和开展〕去理解，从而看到客观事物的历史性，看到主体对它们的能动作用，看到客观事物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因此，感性的客体仅仅从单纯的感觉是不能得到说明的，只有通过实践来界定，物质概念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加以精确界定。

费尔巴哈曾经特殊谈到过自然科学的直观，提到过一些只有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眼睛才能识破的隐私，好像单凭直观，人类就能洞察自然界的种种奥妙，驾驭自然界的运行规律。但是他遗忘了，假如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呢？“甚至这个‘纯粹的’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到达自己的目的和获得自己的材料的”。他不知道，自然科学是在人类世世代代的劳动中形成和开展的，观念的东西是在人的感性活动中形成和完善的。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责费尔巴哈所理解的人只是“抽象的人”，由于费尔巴哈设定的人是“一般人”，是“感性对象”，而不是从事“感性活动”的人，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这样的理解就妨害了他对人与自然界和谐关系的相识。因为他把人对自然的相识只看作“场外观”，犹如动物般的直观，把人与自然看作相互独立的两极，人对外部自然界只有听从，只有依靠，而不是踊跃主动的干预。由于他没有从内在的、本体的实践启程，他理解的人与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