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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匹，人们互赠白色的礼物，以为祝愿。不仅《元史》记录的帝王旌旗、仪仗、帷幕、衣物常为白色，官办的大都四窑场还为大都的宫殿“营造素白琉璃砖瓦”。
　　但蒙古族终归兼尚蓝白，他们更宠爱将这两个颜色好尚体现于一身。蒙哥(蒙古第四代大汗，世祖忽必烈的兄长)时代，方济各会教士鲁不鲁乞奉法国国王之命出访蒙古，他的报告说，蒙古妇女“用一块天蓝色的绸料在腰部把她们的长袍束起来，用另一块绸料束着胸部，并用一块白色绸料扎在两眼下面，向下挂到胸部”。鲁不鲁乞登记了三块绸料，其中，一块天蓝，一块白色。

　　蒙古族的兼尚蓝白也表现在瓷器。浮梁磁局是元代唯一的官府窑场，设在景德镇。当地的瓷业受蒙古族影响尤其大，也集中体现了蒙古族的颜色好尚。由于尚蓝，创建出蓝釉瓷器，由于尚白，卵白釉瓷器烧造最多。由于兼尚蓝白，所以白地蓝花的青花瓷数量远远多过蓝釉器，水平经常高出卵白釉器。缘由明显是青花瓷能够完备呈现蒙古族并行的两个色尚。
　　装饰繁密是元代工艺美术的突出特点，其典型还是青花瓷。中国当然很早就有装饰繁密的实例，但那是以若干纹样组成适合的图案;元青花不同，它们是用多种大小花纹组成宽窄不同的装饰带，层层环绕器身。元青花往往品质越高，则装饰带越多，五层、六层、八层、九层的触目可见，七层的却少见。这个现象大有意味，应当根源于蒙古族特别的数字观念。
　　披阅《元典章》《通制条格》《元史?刑法志》，能够发觉一个好玩的现象，假如元代官府对罪犯施肉刑，笞杖的数目通常尾数是七，从七下、十七下，以至一百零七下，而不同于其他时代的尾数为零。对此，元明之际的叶子奇曾经说明，他在《草木子》里说：“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绞五等。笞杖罪既定，曰：lsquo;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rsquo;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合杖一百十，止杖一百七。”原来是因为忽必烈的慈爱，七才和刑罚联系到一起。既然和刑罚关系亲密，所以不祥。

　　七的不祥还和丧葬有关。《元史?祭祀志》说，大汗死后，把香楠木一剖为二，挖出个人形，放入尸身，“殉以金壶瓶二、盏一、碗、碟、匙、箸各一”。即以七件金器殉葬。一九三九年六月，为使伊金霍洛旗的成吉思汗陵寝不被日寇侵扰，成陵西迁。中统局第一组发出的密报称：“此次所移者仅为蒙古包即幌幡及一铁箱，内藏有生羊皮七张hellip;hellip;”遗民郑思肖对南宋亡国有刻骨铭心之痛，其《心史》说，蒙古人死后，家中无论老幼，人人鞭尸七下。郑氏的说法应当出于仇恨，虽然无法对证，却也透露出七与当年蒙古族丧葬的联系。　　工艺美术品每每取意祥瑞，但蒙元时代的七联系着刑罚，还关乎丧葬，凶险太过。因此，元青花的装饰带也要回避七。有个状况应当说明，一些***的无盖元代青花大罐往往有七层装饰带(如图1)。不过，从很多出土物和全部的墓室壁画看，作为贮酒器，它们当年都是配盖运用的，盖上还有几层装饰带(图2)。
　　与七不同，九和其倍数在元代工艺美术里很活跃。在集宁路故城窖藏出土的刺绣夹衫上，小图案就有九十九组，而这个窖藏主子应当是元末的集宁路达鲁花赤，按元代制度，这个官职应当由蒙古人出任。“太禧”铭卵白釉盘是一三二八年至一三四○年的皇家祭器，盘外壁则饰有变形莲瓣纹十八个。江西高安发觉过一个重要的元代瓷器窖藏，里面有两只青花缠枝牡丹纹带盖梅瓶，其装饰带均为九层(图3)。土耳其托普卡普博物馆是保藏元青花的重镇，其中的一只大碗，连口沿，内外装饰带九层。在青花玉壶春瓶中，九层装饰带的(图4)占了很大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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