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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为什么你们要以科幻小说的名义刊登像洛夫克拉夫特的‘疯人山’那样的东西?难道你们真的困难到了如此地步,非登这种废话连篇的东西不可吗?……如果诸如此类的故事——像是两个人看着某个古代废墟中的石刻把自己吓个半死,或是什么人被连作者本人也描述不清的什么东西追逐着,或是谁叽叽咕咕地述说着诸如没有窗户的五维密室、约-梭托等等无可名状的恐惧,等等——就是未来的探险故事《惊天传奇》的构成的话,那就只能盼老天爷来援手科幻小说了。”
上面的内容摘自《惊天传奇》1936年7月号的读者来信专栏,信中提到的令人憎恶的对象当然就是该杂志在同一年里发表的两篇H· P·洛夫克拉夫特的“克苏鲁神话”中的一篇。对于洛夫克拉夫特的故事,读者的反响并不都是消极的,但那些褒扬的评论还是被愤怒、困惑和绝望的大呼小叫淹没了。
20世纪30年代,美国杂志上的科幻小说大部分都是由雇佣文人炮制的情节加冒险的故事,他们不过是把懒散的某牧场改成了某星球,然后胡乱地套用同样的故事情节,用太空强盗取代了偷牛贼罢了。在1936年,那些热衷于科幻小说的人还只是习惯于跳上星际飞船,在比光速还快的驱动器上翻筋斗(别去想什么爱因斯坦的理论),把参宿四上的八脚怪炸个稀巴烂,他们无法理解洛夫克拉夫特苦心描绘的那种气氛,让他的两个勇猛无畏的探险家在南极荒原上,面对无与伦比的恐惧,喋喋不休地说着莫名其妙的话,发狂般地惊声尖叫。
洛夫克拉夫特的“神话”故事和史密斯博士极其同党所推崇的星战故事之间是有本质的区别的,而不仅仅是注重情节和注重气氛的差别。在当时那个年代,以太空探险为主题的许多代表人物,如E·E·史密斯、奈特·沙克涅和拉尔夫·米尔恩·法利,都是生于前一个世纪的人,那时的人们依然认为宇宙的运转是遵循着永恒不变的牛顿定律。就像我们的太阳一样,每个星球都是一颗恒星,当19世纪的天文学家将他们的分光镜瞄向太空时,他们得到了可靠的信息,确知那些星球上也有氢、氦、镁、钠以及其它元素,和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太阳系中所发现的完全一样。19世纪末,当物理学家庆幸地以为他们完全了解了宇宙的时候,人类征服宇宙的终极梦想还真的是如此不可能的任务吗?
1905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开创了20世纪的科学革命,而这场革命最终将彻底粉碎经典物理的教义。随着在相对论、量子力学、亚原子粒子等领域的不断发展,宇宙似乎也不再那么能让人看得懂了。随着哥白尼和伽利略扭转了人类中心说,现代人也开始认识到,他非但不是宇宙的中心,而且他只是宇宙的一个特例。宇宙以及它的中子星、类星体和黑洞对我们来说都是陌生的,我们在宇宙中是一个陌生人。
在20世纪30年代所有那些在杂志上发表过科幻作品的作家当中,只有洛夫克拉夫特超越了他的同僚的那种单调乏味,传达了宇宙的神秘性这个20世纪最敏感的话题。“我的所有故事,”洛夫克拉夫特1927年在一封信中写到,“都是基于最基本的前提之上的,那就是平凡的人类的法则、利益和情感在浩瀚的宇宙中都是无效的和没有意义的,”这是一个宣言,实际上概括了当时正在发生的现代科学的变革,其时那些目瞪口呆的物理学家吃惊地发现了一个不为牛顿力学所约束的陌生的新世界。爱因斯坦在阐述他的广义相对论时不得不与非欧几里得几何相抗争,而克苏鲁的海底城市的非欧几里得角所代表的就是同样的非欧几里得几何;在“外太空的色彩”中所描绘的神秘的陨石放射,复制的是20世纪初叶由贝克雷尔和居里夫妇所完成的镭的实验。就连目前在高等数学方面的发展——混沌现象——也被克苏鲁神话预示出来了,在洛夫克拉夫特虚构的万神殿里,至高无上的神是白痴盲神亚撒索,而它就是终极的混沌空间里螺旋形的黑色旋涡的主宰。如果适当地用曼得勃罗(Mandelbrot)的分形理论和费根堡姆(Feigenbaum)的常数理论装备起来后,亚撒索在当代混沌学的数列和扰动中应该很是有如鱼得水的感觉。
再更多地谈论克苏鲁神话和20世纪科学发展之间的一致性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洛夫克拉夫特借用的这些概念并非出自于相关的高等数学的正规知识,即,相对性,而是出自于一种偶然发现的、出自本性的对“混沌和未探明的太空恶魔的袭击”的洞察力。从历史观点上讲,洛夫克拉夫特已经和那些被现代化的20世纪遗留下来的社会和经济精英密切结合在一起了;他是无所寄托的梦想家,在他自己的时代里是一个局外人,在宇宙中也成了局外人。阿根廷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Julio Cortazar)曾经指出,“所有完全成功的短篇小说,特别是科幻小说,是神经病、梦魇或幻觉通过客观化的中和并且转化为一种在神经领域之外的媒介而形成的产物。”就洛夫克拉夫特来说,他把宇宙看做一个收容可怕的奇迹的避难所,这种观念不过是他病态的局外人心理的鲜明写照;正如洛夫克拉夫特在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