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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自己，遏制对方。自身出毛病就找替罪羊，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绝不是解决问题的明智之举。
美国燃起贸易战火并非只针对中国。一旦面视。以金融行业为例：从央行到工农中建四大商业银行，从最早兴建核心业务平台和数据中心至今，其产品使用和维护大量采用IOE设备。“棱镜门”事件后，“去IOE”风头渐劲，国内部分银行在一些小型硬件设备采购上才逐渐向国产整机厂商倾斜，但依然采用国外芯片，在采购上没有重视国产芯片。
因此，必须将芯片国产化替代提升到国家安全层次，在关乎国家安全的战略行业，必须使用中国芯。
中国在追赶西方发达国家过程中，国产高科技产品在问世之初往往存在“价高质次”的问题。商业公司出于利益考虑，会优先采购性能更好的国外芯片。因而在发展初期，单纯依靠市场力量很难把国产芯片扶持发展起来。如今随着国产芯片性能和品质的提升，已初步解决了能用的问题。在接下来解决好用、多用这两个互为因果的关键问题上，则必须由政府、产业双向发力，共同攻克才行。
过去二十年，政府出台了很多政策，对国产芯片的支持力度也很大，获得的产出和收益却相对有限。主要原因是以政策红利和资金输血为主的扶持方式资源利用效率相对偏低，很多资金往往在各个环节被消耗掉，没有真正被用在刀刃上。而且这种做法很容易养成企业的惰性和依赖性，始终无法形成自我造血能力。甚至还有不少在政府断奶后，企业直接停摆的例子。
有鉴于此，李国杰院士提出了“自主芯片产业发展需要应用支撑”的观点。具体来说，芯片的技术进步与发展不仅需要工程师在实验室里研发，更需大规模使用。因为很多问题，如果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推广和应用，是无法被发现的。何况技术进步是循序渐进的，都是先发现问题，然后改正问题，最终实现螺旋式提升。由此，政府主攻方向不是给国内芯片企业多少资金补助，而是考虑如何把国产芯片用起来，在应用中发现问题，改正问题。
对政府来说，可以通过出台优惠政策，设立国产芯片试点工程等方式推广国产芯片规模化应用;对于率先应用国产芯片的、应用国产芯片量或占比大的企业，可给予一定的奖励，或减免一定的赋税;又比如以市/县为单位，进行国产芯片试点，把地方重点国企、地方党政部门的部分信息系统迁移到台上，用10年时间逐步完成全国重要行业的国产业替代。只有这样，中国芯片产业才能茁壮成长，中国才能形成一个全面的、较成体系的信息安全底层基石。(作者是科技金融观察家)
方承志：产业创新需要跨界人才
2019-06-07 00:19 环球时报方承志
美国在这轮中美经贸摩擦中剑指中国高科技产业，意图极其明显，就是全力维持自己的高科技产业霸权。面对美国的图穷匕见，中国深切认识到，未来的增长动力只能来自于新技术和新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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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经济规模已经世界第二，但并没有开辟能吸引多国跟随的原创性产业，更多是在旧产业中拼搏。反观美国，从内战结束后，诸如通用电气、AT&T、微软、苹果、谷歌等优秀企业层出不穷，其背后是爱迪生、贝尔、盖茨、乔布斯、佩林等跨界人才的功劳。一波波的技术/产业创新浪潮给美国带来经济科技优势，进而确保其军事、金融霸权。
中国原创性产业的缺失和低起点的历史背景有关，也和对产学研结合的认识有关。虽然产学研结合方面的投入不少，宣传也很多，但并没有真正地触及产业创新的精髓。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造其然，利其然。这是个人对从科学认识到产业创新所要经历的四步骤归纳。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主要职责，在于前两步，论文的发表与否，和商业化前景没有任何关联。造其然，就是主动利用已知规律来造出自然界原本不存在的事物。利其然，虽然也是利用规律，但和造其然有很大差异，很多造其然行为是不计成本的实验室行为，一些甚至是国家行为。而利其然的核心就是要求技术及其产品在流程和结构上平衡好性能和价格，和所处的社会能够成功互动起来，形成一种正反馈效应，并最终接受市场的检验。要做到“利其然”，需要的不仅仅是论文，更重要的是对于市场和产品的敏锐嗅觉。
以甲骨文公司的创始人埃里森为例。1976年，IBM公司的研究人员发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介绍了关系数据库理论。埃里森非常仔细地阅读了这篇论文，敏锐地意识到在此基础上可以开发出新型数据库系统。于是，他创立甲骨文公司，推出了关系数据库产品，在市场博弈中成为行业霸主。
中国的大部分产学研计划，都把“利其然”看得很简单，指望大学老师去开发产品。但教授们不可能对于其成果的市场前景有着超前洞察力，正如IBM的研究人员发表了论文但没有开发产品。很多高校型研发人员最感兴趣的是理论，而不是推向市场的产品。真正的技术/产业人才，一方面能洞悉甚至参与前沿研发，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