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邓晓芒：忠孝立国是当代中国教育的病根
2021—07-31 15：5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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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教育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人想要把自己的下一代教育成什么样的别人者,谓之悖礼.”亲爱其亲人和亲爱别人,两者不可得而兼之，也不可等而同之，而是有先后、有礼数的.“博爱"在这里只不过是人人皆有之爱而已（“民莫遗其亲”），而不是对所有的人平等的爱，所以它其实还是私爱。这就有个严重的问题，即每个人的私亲之爱主观上都是要优先于爱别人，但现实中一人之亲和别人之亲之间又总是遇到一个客观的先后问题，所以即使每个人都讲孝道，也免不了整个社会陷入各家各户争先恐后，互不相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由谁来裁定各家之亲的先后呢？这就需要一个超越于各家之上的大家长,一个“父母官”，他以“大家”的名义既在各小家之间摆平了先后，又仍然维护了“孝”的根本原那么，使孝自身具有了“忠”的含义。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创造。通过这一创造，孝的教育意义便提升到了“政教”的层次，所以中国的教育历来就是道德和政治不分、道德教育和政治教育的合一。只有通过大家长式的专
“”“”制主义，形成“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国家体制,才能在全社会落实有差等的“博爱”。（精品文档请下载）
因此，看起来温情脉脉、人情味十足的孝道,其实隐藏着国家专“”“”制主义的必然逻辑,这就是今天社会生活中“官本位”,人人都追求成为“学官”，所谓“学而优那么仕"，按照这种逻辑也是顺理成章的，因为这无非意味着想要成为更高的教育者和大家长(父母官）。至于官员治学，即“仕而优那么学"，或者按照韩非的说法“以吏为师"，也是上述逻辑的逆命题,因为这也意味着只有行政级别上更高的大家长才能成为权威的教育者。所以,这种看起来荒唐的教育体制,只要懂得传统儒家教育是以孝为本,以“上施下效"的政治服从为目的，也就一点也不荒唐了.（精品文档请下载）
我必须声明一点，我并不一概反对在家庭教育中施行“孝”的情感教育,但我反对把这种教育变成一种固定的外部形式,尤其反对把它视为家庭教育中唯一的或者至上的内容，反对将它拔高为“仁之本"、“德之本”和“教之所由生”。相反，我认为“孝”的情感不过是一般人性中的同情感、仁爱心的一种表现而已,或者说，孝不是“仁之本”，仁反而是“孝之本".而我所理解的“仁"，是人人平等的同情心、博爱之心,并且应该包含由这种平等意识而生的公平感、正义感，这些都是
“孝”所无法包括、甚至常常会和片面的“孝”发生冲突的。所以,假设说到道德教育,那么把这种教育仅仅局限于“孝”和由此扩大开来的对权威的服从，那是极其狭隘的,对受教育者来说是一种片面化和畸形的教育。（精品文档请下载）
再者，即使是正确理解的道德教育,，道德虽然是健全人格教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看作核心内容，但并不是全部，也不是可以孤立地建立起来的。道德教育本身就需要有其他方面的丰富资源，例如科学知识，社会和人文知识,包括对人生和宇宙的哲学考虑,思维方法的训练（逻辑、语法、修辞等等），还有审美和艺术，再就是技术理论（动手才能）.所有这些都是教育本身应该关注的，由此也才能使道德教育成为活生生的自由的人格教化，而不是呆板僵化的教条甚至伪善的说教。当然，在中国传统儒家教育思想中，也包含有上述某些要素，尤其是审美教育和人生哲学;但非常缺乏的是科学知识、，在儒家教育思想中即使有这些内容，它们和其他方面的内容都被看作在以忠孝为本的道德教育之下的附属成份,而并没有自身独立的意义。所以直到今天,我们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第一消费力”，开场大力开展我国的科学事业,在教育中更是强调智力培养，但所有这些都仍然是为道德政治效劳的手段，并且要以道德政治的需要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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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国人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开场把儒家正统教育思想所不屑一顾的科学技术列为富国强兵的一项政治任务来抓,这是近代中国教育的一个重要的改进。在此之前，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授只是作为民间家庭传承的一种谋生手段，登不上正规教育的大雅之堂。宫廷对具有某些奇技淫巧的专门技术人才只是简单地网罗进皇家私自加以利用，如天文历法象数医学,并无意于普及成为社会教育的科目。正规教育的理想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就叫做“诚明所知"，是那些被视为“奇技淫巧”的“闻见小知"所不可同日而语的（张载）。儒家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圣人、君子和官僚，是堪当大任的国家栋梁，对小民百姓只关注如何使他们成为顺民,而并不关心他们的人格培养。这种教育根本上是反智主义的，愚民式的。即使是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