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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诗人哲学家屈原
梅琼林〔复旦大学博士后，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思维和诗作、哲学家与诗人”到达了海德格尔意义上的趋同和整一；这也是海德格尔所一再倡议的“一切诗作的根源是思维”、“诗作的本质寓于思维之中”，“一切深思的思维是诗作，一切诗作是思维”［６］，感性之诗与深思之哲学具有两者相互依存的相随性关系。诗作和思维面对自我存在和对自我悲剧命运之内省体验而达成了最纯粹的相同性。这种两者间同一的说法，是意指作为二元性的一元性、两重性的统一，是以体悟与哲思的双重观照到达对自身悲剧存在黑暗和解蔽，所以屈赋文本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追问和探询着屈原的悲剧之知和存在真理，这也从根本上确定了２５篇诗作的整体构成性质，确定了诗哲辉映、情境深邃的屈赋特征。在屈赋的系列诗作中，天空、大地、诸神和悲剧自我构成了千古罕见的巨型意象，组合为一个芳菲迷离、绚丽多姿的虚幻空间。这些令人叹为观止，震惊莫名的浪漫主义情境，从其实质而言，仅仅为悲剧自我的追询之旅供应了一个廓大无比的诗性境界。诗人带着对现实难以割舍的眷顾，对祖国满腔忠贞的情怀，以及身陷悲剧之境的孤独愤懑进入了对世界的悲剧性质疑和自我挽救。然而，诗人与世界的关系冲突已不同于古希腊悲剧中自我与外在世界的悲剧冲突，而是早已内化为个体自我的冲突与冲突。尽管诗人以一种澄明的判定相识了外在世界及其巨大冲突，但对自我的挽救行动却照旧茫然。这种哈姆雷特式的拖宕和延迟是屈赋自我叙写中最辉煌的章节，也是屈原根固难徙的道德化自我面临渴望挽救和坚持自我两难之境的巨大困惑，它仿佛一道无法超越的无情界限，“在这道界限上，他无法获得挽救。相反，只有在其行动超越了他的个人存在，甚至以死实现其特性时，他才找到了补偿和解脱”［７］。三悲剧中的屈原作为生命个体，标举出别出心裁、超绝尘俗的精神禀赋和优异品质，这是政治旋涡中的屈原真实存在的反映，同时也是悲剧艺术的一般要求，那就是呈示悲剧人物的辉煌价值以及这种价值消灭所引起的巨大心灵震憾。虽然屈原身为政治家，具有非凡的政治理想和治国策略，但他的真诚人格却拒斥着任何超出真诚之外的手段、油滑，以致使人疑心起他是否拥有良好的政治素养［８］。然而，这些纯净无私的气质却是悲剧人物所必备的高尚情操，也是屈原悲剧性之发生的根源性根底。他从这一根底启程体察世事人生，感悟宇宙万物和社会政治，不仅发觉了世界的荒唐和自我的孤独，而且，以一种坚执的个体精神，一种超离社会视象的卓越品德，向世界和存在提出了真正的疑问，这个疑问发自个体陷于悲剧之境的震惊和困惑中，犹如俄狄甫斯、哈姆雷特的生存质疑一样令人惊怵和恐慌，它充分地表达了悲剧个体的精神之真和对荒唐世界的无情抗议，它所提醒的生存世界的深度，不亚于哲学深思对人的存在的考察，它仿佛一道刺眼的闪电，照亮了被沉没于悲剧苦难的个体和被荒唐模糊了的世界的根本轮廓，以一种感人至深的真诚性，呈现出超越文化时代视野的千古价值。雅斯贝尔斯曾在对悲剧的分析中指出：“个体与一般的规律、标准、势必性相对立：当他表现的不过是反对规律的任性时，他的行为不带有悲剧性；只有当他提出了真正的异议，这一异议虽然反对规律，但从他那方面看仍旧具有真理性时，他的行为才带有悲剧性。”［９］“一般性原那么在社会力气、社会阶层、习惯与职责中得到集中，因此社会能产生悲剧。另一方面一般性原那么可以在人类性格里得到集中，作为永恒律与个体开展趋势和个体分道扬镳。因此也存在由性格而引起的悲剧。”［１０］屈原的悲剧就表现他具有超凡的纯净品质和内在精神，并且以它的全部真实性与抽象的一般规律，与政治的落后习俗相遇、相冲突后，仍旧坚执个体的志向人格，向存在本身的荒唐性提出“真正的异议”。尽管这种悲剧个体是弱小、失败乃至消灭的，但他却由此升华为一种不朽的精神之光，烛照着世界的黑暗和理性的幽蔽，这是人于悲剧逆境的极限状态用精神生命获至的苦难之知和生存哲学。这也许正是雅斯贝尔斯在其煌煌大著《哲学》中言说的“艺术本身成为生存的功能”［１１］。它也展示了个体深度深思中艺术与哲学的彼此关联和密不行分。“哲学探究可能成为艺术，真正艺术作为照射生存真理，是哲学的器官。与哲学的合理的相识方法遇到限界时，艺术每每向哲学开拓新的可能性。相反，艺术的直观只要它想要照射生存真理，就渴望在那里进展破译密码的形而上学的思辩。”［１２］可以说，２５篇屈赋艺术中凝集了屈原对自我与世界的剧烈思索，溶入了以生命本真情感对根源性的文化起源和社会人生的不断追问，它是一个艺术的直观世界，同时也是悲剧之知的深思空间；在自我与世界的巨大断裂中，以理性情感追寻着涵盖世界的始基性价值意义，故而它在艺术世界中暗含着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