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1 国企高管年薪疯涨背后由于内外部监管缺失或失灵,部分国企高管薪酬以市场化、国际化的名义出现野性疯涨。而黑洞般的职务消费, 更使已经“离谱”的薪酬变成一种装饰。在经济寒冬的各种压力下, 高管薪酬进退已失据。逆势攀高者、降薪 10% ~ 30% 者零年薪者、捐献者皆陈于市。“要么拿很高工资,要么很低, 甚至为零,这不正常,说明公司内部机制形同虚设。”上海荣正投资咨询的副总何志聪说。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博鳌论坛上再次谈到国企高管薪酬,认为企业领导人的薪水需要和业绩挂钩。一些国企高管索性自发掀起了“穷年薪潮”。万得资讯( wind ) 数据显示, 漳州发展董事长庄文海去年从上市公司领取的薪酬为 5000 元, ST 秦岭总经理王清海年薪为 7920 元, 川化股份总经理李枫年薪 万元, 常山股份总经理肖荣智年薪 万元。即使是知名企业中, 万通地产总经理许立年薪 8 万元、中国玻纤总经理张毓强年薪 万元、乐凯胶片总经理李跃昌年薪 万元、三普药业总经理张春兰年薪 万元。这些拿可怜年薪的国企高管, 其收入已与公司内部的员工收入相差无多。在姿态上,这是一种对上世纪 80 年代职工与企业负责人工资相差较小的诡谲回归。中得上个世纪八九十 2 年代社会对国企经营管理者提高待遇普遍持同情和支持态度, 而今犹如两重天,社会舆论对部分偏高已是一面倒的批评。国家层面监管缺失企业高管薪酬的失控, 源于外部监管机制的缺失和企业内部机制的失灵。 1993 年劳动部在昆明开全国企业工资工作会议, 第一次提出了企业高管实行年薪制。与国际通行做法对接按年度考核确定其年收入。对于年薪水平的区间控制,“ 1996 年劳动部制订了方案,并向国务院作了汇报, 但由于紧接而来的亚洲金融危机, 以及国企减员增效、下岗分流艰巨任务, 各方面对薪酬水平怎么控制意见不一, 因而方案没能出来”, 苏海南说。由于国家层面没出台企业薪酬管理办法, 于是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纷纷出台自己的年薪制。到了 1998 、 1999 年,多数省市分别出台了年薪制的意见政策和办法,“大的框架跟劳动部总思路差不多,薪酬倍差在 6~12 倍间。”但由于缺乏一个总体平衡部门和规章,国企高管薪酬在“按要素分配”,“效率优先”的口号下野性生长起来。上世纪末。国外股权激励理念开始“激励”少数国企开始搞期股。这些公司高管先有分红权, 等分红金额凑足了, 再买下股份。后来上市公司真正引入股票期权,奖励或无偿给予,高管在锁定期结束便可以行权。到了 2003 年,国务院国资委成立,地方也成立相应机构,劳动部划出大部分国有非金融企业, 由国资委统一管理其资产、人、事, 国企开始 3 全力以赴地扩张和增值。浦发银行的年薪标准体现金融类高管薪酬高居各行业之首。 2004 年国资委即出台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规定了基本年薪、绩效年薪如何确定,什么情况下实行股权激励。到 2005 、 2006 年,国资委陆续出台《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和《境外国有控股上市企业股权激励实施办法》。境内国企高管股权激励预期收益控制在总薪酬的 30% 以内,境外的控制在 40% 以内。苏海南介绍,经过这一系列措施后,国企高管薪酬自 2003 年开始迅速提高,到 2007 年、 2008 年变成了部分偏高、少数过高、个别畸高的局面。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阚凯力甚至表示, 现在的国资委已经成为垄断利益的总代表, 只考虑国有企业保值增值, 企业的利润越多越好, 而不顾社会的公平。但是, 金融类高管薪酬高居各行业之首, 而金融类企业并不由国资委管。金融类高管天价薪酬背后是监管者缺位。中国大银行都是国有股份占主导, 具有国有性质的银行高管年薪由谁来定呢? 苏海南说, 金融企业现在的格局是资产、事、人分开来管。资产是属于财政部门或地方省市政府, 业务是上级主管部门管理, 人是组织部门或人力资源部门任命。管人的只管任命,不管绩效考核和水平; 管业务的只管运行和投融资; 证监会、保监会和银监会并不行使股东的权利,只管行 4 业行为规范: 财政部只管资产流失。结果, 薪酬没人管。不像国资委是统管,所以金融业由董事会自定薪酬,实际上是高管自定薪酬。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孙晓霞今年 3 月曾表示, 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对金融企业高管缺乏有效的外部考核, 没有与业绩挂钩的量化考核。而且由于金融企业业绩和高管任免不能相结合, 激励有余、约束不足, 金融企业高管在享受市场工资待遇的同时, 也享受国家相应行政级别的补贴、住房标准、车辆配备标准等。一位银监会人士表示“只有真正落实国有金融股权的所有者, 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打高尔夫、出国考察等所谓职务消赘, 成为部分高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