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浅析隋炀帝的功过与性格
隋炀帝作为中国著名短命王朝隋朝的亡国之君，饱受各时期修史者的批判。提及隋炀帝，多与荒淫无道，凶残暴虐相联系。实际上，炀帝在历史上的负面作为与形象虽不可否认，但仍然有其值得肯定的地置极为优越。从经济方面考虑，大兴城已经难以供应中央政府机构的物资需求。如开皇十四年，“关中大旱，人饥”，文帝只能“率户口就食于洛阳”。此时的洛阳，水陆交通发达，天下财赋聚集，其经济地位实际上已经超过长安。而炀帝主张营建东都，减轻了大兴城的压力，有利于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同时又是顺应经济中心南移趋势之举。
而其实早在隋建立之初，就想以洛阳为都，如今炀帝即位，营建东都，实为“奉先志”[12]之举。
文帝代周称帝之后，励精图治、厉行节约，特别是平陈统一之后，国家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史称“开皇之治”。“开皇十七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13]。可见隋朝建立后仅十来年，国家已经相当富裕。事实上其物资储备之丰，及至唐建国二十年尚未用完。如此雄厚的财力物力，给炀帝大展宏图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而国家统一的完成，为营建东都提供了安定的政治环境。人口的增长，又为营建东都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
炀帝在诏书中提及了汉王杨谅造反一事。“今者汉王悖逆，毒被山东，遂使州县或沦非所，此由关河悬远，兵不赴急”[14]。炀帝还举周迁殷人一例，来加以佐证。这说明，杨谅叛乱，更是直接导致炀帝决定立刻营建东都。而大兴城，偏于西方，对东方北齐故地、南方南陈故地控制力不够。将政治中心向东都洛阳转移，以天下中心之势和便利的水陆交通，有利于加强对全国的控制，对于国家的稳定有积极意义。
隋炀帝开凿的大运河，起自涿郡，止于余杭，以洛阳为中心，连接了南北五大水系，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对于开展如此浩大工程的原因，有人归咎于炀帝贪图享乐，意欲游幸江南。笔者认为，炀帝曾镇守江南十年，对于南方风土人情颇有领略，因此并不能排除他开凿运河是为了到江南游玩。但其开凿运河的根本原因却绝不在此，而是出于政治经济交通之考虑。
古代交通运输方式选择性不大，水路交通虽然不如陆路交通便捷迅速，但却具有运力大，运输成本低的优点。古代大宗物资如粮食贡赋都主要是依靠水运。然则我国地势西高东低，河流多是东西走向，要想将江南财赋运往北方政治中心，人工大运河的开凿很有必要。
东汉末年以来，北方长期大规模的战争，使得黄河流域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隋朝一统，虽然北方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并且有所发展，但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已不可避免。战乱导致的大量北人南迁，使得江南得到了很大的开发。江南的富庶，是炀帝决意开运河的经济动因。再者，隋朝灭陈以后，南方地区仍然出现过叛乱。开凿运河，加强对南方的管理，也是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
所以综上来看，开运河其实与营建东都是一体的。东西两京加上南北走向的大运河，呈十字架型，加强了对全国的统治。（事实上，当时的隋朝疆域就是北周加上北齐再加上南陈故地，十字架将这三大地域牢牢地控制起来。）而大运河的开凿所产生的伟大作用，却大大超乎了炀帝的想象。笔者认为大运河对于中国的重要性远比长城。大运河连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个文明，促进了南北方的文化交流，
修建大运河是凝聚中国之举。大运河贯通南北，成为经济交流的大动脉。运河沿岸良田得到灌溉，一些城市如扬州也随着大运河的开通而兴起。乃至于安史之乱后的唐朝，也赖于大运河将南方的物资输送到长安而得以维持更久。唐朝诗人皮日休亦曾作诗云：“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对开凿大运河一事表示肯定。
隋唐之前，选官主要凭借家世背景。世家大族子弟虽无才学，不思进取，照样“坐至公卿”，世代垄断高官显位。隋文帝时期，科举制出现雏形，到炀帝时，置进士科，科举制开始普遍盛行。科举制以分科考试的形式来选拔官吏，强调任人唯贤。科举制的实行，扩大了官吏的来源，给寒门士子提供了出将入相的机会，同时也起到了抑制世家大族特权的作用。科举制沿用至清朝末年，为古代封建王朝选拔了无数优秀人才。尽管后面发展成八股取士，但与炀帝时期的科举制差异很大。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其总体还是利大于弊的，而作为这一制度的肇基者，隋炀帝功不可没。
炀帝继位之后，迅速建东都开运河游江都，通过这些措施，帝国的东部和南部问题基本得到解决。雄心勃勃的炀帝，立即将其工作重心转移到了北方边防问题。大业三年四月，炀帝下诏，曰：“自蕃夷内附，未遑亲抚，山东经乱，须加存恤”[15]，决定北巡。此次北巡，从西京长安出发，范围包括“安辑河北，巡省赵、魏”[16]。炀帝意欲借此机会向突厥宣扬国威，因而率领大军“径突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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