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中共八大前后中央与地方分权的两条思路探析论文摘要: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多民族的发展中大国,中央与地方如何分权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 也是一个切实的实践问题。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后, 为了改变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 开始向地方分权, 并在实践中形成了渐进式分权和激进式分权两种方式, 并在实践中各自取得了不同的后果, 也给我们今天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分权问题时提供了历史的经验教训。论文关键词:中共八大, 中央, 地方, 分权, 思路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多民族的单一制国家,地区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由于空间领域的延伸,中央和地方分权的问题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而只是一个如何分的问题。建国初期, 为了应对国内外的困难, 实行了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的管理体制。在这种体制下, 迅速克服了国内外面临的严重困难, 取得了国民经济的快速恢复。在随后进行的一五计划建设中, 这种体制也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国家工业化各项事业顺利推进。在一五计划的后期,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好转,中央与地方分权的问题被提了出来。一、中共八大及以前对中央与地方分权的探索中共八大是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自中共七大召开 11 年后召开的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更是在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情况下召开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其历史意义不同一般。为了开好这次大会, 中共党的领导人为此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 对一些全国和全党都关心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密集调研, 其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就是这么一个重大问题。(一)中共八大前对中央与地方分权问题的探索关于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首先由毛泽东提出。 1955 年 11月 16日, 在中央召开的各省、自治区和大中城市党委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上, 毛主席强调:“经济工作要统一, 但要分级管理, 要在统一计划下各省负责。”他认为:“层层负责有好处, 但要避免形成无数独立王国。” 1955 年 12月 21 日到 1956 年1月2 日,毛泽东外出调查,所到之处,各省的负责同志纷纷向他反映中央对经济统得过死, 严重束缚着地方和企业的手脚, 要求中央向下放权。如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同志反映: 淮南两万多人的大煤矿, 矿领导在财政支出上仅有 200 元以下的批准权,没有增加一个工人的权力,怎么能办好事情呢? 还反映说:中央有的部限制地方发展工业, 竟以安徽工业落后为理由, 说省里没有资格办工厂, 不能把合肥变成“人为的”工业城市。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同志反映: 过去总说广东是前线, 不能办工厂, 群众的就业问题由中央管, 而国家预算里又不给钱, 包袱还得省里背, 这不是长久之计。除曾希圣和陶铸外,天津市委的同志也反映:建国后五年中,中央只给天津地方工业安排了 20万元基建投资, 建什么都要报中央有关部门批准, 甚至连市里设多少电影队, 每队配备多少人, 也都要报经中央主管部门同意。还反映, 许多部强调垂直领导, 甚至管到企业的处室, 不仅使企业很难办, 而且使地方政府无权可用。毛主席对各地的这些反映极为重视, 回到北京后在中央的会议上,多次讲到要注意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不要只发挥一个积极性,要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毛主席 2月 14 日听薄一波汇报国务院三办工作(即 34 个部委汇报的第一场) 时有一段开场白,讲的是发挥地方积极性问题。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