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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读后感十六篇
欢迎大家阅读参考学****七月的天山读后感300字
曾经我最想去的地方是云南。因为那里有著名的“梦轮植物园”，园里生长着食人树、含羞草等许多奇异的植物，很想亲自去看一看。但我读了《七月的天山》这篇文章后，一下子被现代派的诗风。七月诗派是以提倡革命现实主义和坚持自由诗写作而独树一帜、发生影响的。亦门（阿垅）的《纤夫》从虚实相生
1 的角度，提炼中国人民的深重灾难与抗争精神，血泊中的中华民族犹如纤夫牵引古旧的大船，逆风冒雪，寸寸前行：“强进！／这前进的路，／同志们！／并不是一里一里的／也不是一步一步的而只是一寸一寸的”，纵有万般艰难，也要犯险而进。诗人从“纤夫们”身上领悟了“创造的劳动力和那一团风暴的大意志力”，纤夫那“艰辛的”、“坚定的”、“沉默的”前行脚步恰成中国人民在逆境奋起的象征。天蓝的《队长骑马去了》写一位屡建奇功的游击队长死于敌人的诱杀，战友们千万声深情呼唤：“队长！／呵，回来”，沉痛地表现了战争的残酷、将士的英勇和牺牲的壮烈。
绿原20世纪40年代致力于政治抒情诗的创作，其特点在于对光明前景的执著追求与对国统区黑暗势力的尖锐揭露。《为了自由》、《伽利略在真理面前》均是一时名篇，《给天真的乐观主义者》开阔深入，对光怪陆离的社会现实多有讥刺：鸦片批发，灵魂收买，自行失踪，失足落水„„。像“大街上，警察推销着一个国家”的双关诗句，嘲讽了蒋介石借《中国之命运》一书强化思想控制的荒谬可笑。《终点，又是一个起点》冷静地提醒善良的人们：胜利来之不易，必须以战斗来保卫。诗人政治敏感度很高，高瞻远瞩，其作品抵达了较深的思想层次而又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朱健的《沉默》以辩证思想预示“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历史转折，杜谷、鲁煤等则隐晦表达了对光明的向往。
七月诗派中的部分诗人先后去了延安或短期进入过根据地和解放区，新的天地新的生活触发了新鲜感受。胡征在《五月的城》中礼赞延安是“喷香的城／发光的城／红色的城”。艾漠的《跃进》抒写初入延安的新奇与兴奋，可以代表先进青年的共同感触。郑思的组诗《挺进者》描绘了桂北敌后根据地军民的斗争生活。鲁藜的《延安散歌》撷取延安生活的日常片段，颂扬这里自由欢快、朝气蓬勃的生活，并从平凡的人事中掘发深沉的哲理，如《泥土》以四行的篇幅容纳丰富的涵义：“老是把自己当作珍珠／就时时怕被埋没的痛苦／／把自己当作泥土吧／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路。”
七月诗派在诗体形式上是自由体坚定而成功的实践者，他们钟情于诗的无拘无束；在语言运用上，他们偏爱口语的鲜活、质朴、明朗、丰富，追求诗歌语言的散文美；在美学风格上，他们崇尚“力之美”，一展阳刚之气，成为20世纪40年代诗坛最富英雄气概、理想精神、浪漫色彩和力量之美的现实主义流派。
40年代七月派与九叶诗派有关的三次论辩
对于来自七月诗派的批评，九叶派诗人很可能猝不及防。因此，双方批评与反诘的往来也是极不成比例的(这在稍后与《新诗潮》社的驳难中可比较看出)。九叶派诗人尤其唐氵是对七月派诗人如胡风、绿原、阿垅颇有好感。唐氵是他们以现代哈姆雷特自许，多次称赏七月派诗人唐吉诃德式的严肃、果敢、矜持和不无偏狭的清教徒精神。胡风则企望双方相互补充、救助、渗透，形成哈姆雷特与唐吉诃德的融汇，来一次深沉的河与崇高的山的交铸，激荡起一片开阔的诗的现代化潮流，并寄意《诗创造》负起组织责任。
七月派诗人对九叶派诗人的批评起因颇为复杂，如阿垅在批评臧克家时拉上杭约赫等，“初犊”在抨击沈从文、朱光潜时涉及袁可嘉等。批评范围也十分广泛，既有社会历史观、诗歌价值观的龃龉，也有诗歌艺术风格和形式特征的区别，但就七月诗派而言，批评立场和批评方法则相当单一。就在《诗创造》创刊同月，稍后出现的《泥土》(七月诗派后继刊物和外围刊物)第3期发表署名“初犊”的
2 长篇评论《文艺骗子沈从文和他的集团》，用人身攻击性的粗暴语言横扫“沈从文集团”，包括穆旦等人和《诗创造》社。原因大概是由于沈从文、袁可嘉此前在《益世报》、《大公报》发文对当前诗坛现象有所评论。沈从文指出：“诗应当是一种情绪与思想的综合，一种出于思想情绪重铸重范原则的表现。容许大而对于宇宙人生重作解释，小而对个人哀乐留个记号”，强调“诗必需是诗，征服读者不在强迫而近于自然皈依。诗可作为‘民主’、为‘社会主义’或任何别的高尚人生理想作宣传，但是否一首好诗，还在那个作品本身”，并对所谓空头“大诗人”、“人民诗人”予以揭示与讥讽，这些文艺观确与九叶派诗人的诗学观不无吻合之处。接着袁可嘉则批评“拜伦式浪漫气息的作崇”，而七月诗派恰恰是40年代最具浪漫主义色彩的流派。沈、袁的评论原本只是对文学现象的一般化批评与感慨，针对性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