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1 台湾辩诉交易制度的生成及争论【摘要】台湾地区的辩诉交易制度系引进美国之认罪协商制度, 包括辩诉交易之范围、发动、进行、救济等内容, 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一定之实效。惟台湾地区与西方国家民情暨法院审理制度不同, 故在诸如是否违反公平正义、是否将造成被告不当获利、是否有可能产生法官、检察官与被告人勾结的弊端等方面存在诸多争议。如何健全辩诉交易制度,解决前述之疑义,尚有赖立法者之智慧。【关键词】辩诉交易;认罪协商;被告人认罪;上诉【正文】台湾地区于 2004 年3月 23 日三读通过增订“刑事诉讼法”第七编之一协商( 即辩诉交易, 以下统称为辩诉交易) 程序, 包括第 455 条之 2 至第 455 条之 11 等条文, 并于同年 4月9 日生效, 也正式开启台湾辩诉交易之新页。然而, 台湾地区之辩诉交易制度, 系引进美国之认罪协商, 惟台湾地区与西方国家民情暨法院审理制度不同, 例如陪审团制及辩诉交易范围等, 其不仅涉及刑事诉讼法之目的论核心——程序权保障以及发现真实, 其正当性之有无更系实务运作是否能据以 2 执行之评藉, 于此背景下, 致使此程序之正当性于立法过程中甚至是立法后, 均备受台湾地区学界与实务界之关注与质疑。一、台湾辩诉交易制度之基本情况(一)台湾辩诉交易的蕴涵所谓辩诉交易,是指被告人作出有罪答辩,以换取法院作出较轻的量刑。一般来说辩诉交易有三种形式: 一为被告人同意进行有罪答辩, 以换取一个较轻的指控; 第二种形式为控辩双方基于被告人恰当量刑的请求达成一致; 第三种形式为被告人就某一项指控作出恰当的有罪答辩, 以换取检察官放弃或终止其它指控的承诺[1] 。依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法”系指第一种情形,即规定在通常程序或简易程序中,检察官与被告人就科刑等事项达成协商合意, 由检察官向法院声请改依辩诉交易程序判决, 法院在讯问被告人及向被告人为权利告知[2] 后, 如认定符合辩诉交易程序之要件, 即得不经言词辩论程序, 于当事人辩诉交易范围内而为判决, 对于此一判决结果, 当事人( 被告人及检察官) 均不得再提出上诉。所以, 辩诉交易, 顾名思义即辩方与控方就被告人所涉及之犯罪事实,以协商刑度或者罪名之方式,达成共识后, 3 法院根据此共识做成判决, 此法如同商场交易, 故名为辩诉交易。台湾地区在辩诉交易增订之前,法院在审判时可以依台湾地区“刑法”第 57 条在量刑时应注意的事项, 但被告人与检察官皆无参与机会, 实践上法官有时会公布心证及可能的量刑范围,并以之询问被告人、被害人及检察官等之意见, 同时记明笔录以作为日后任何一造不服判决上诉时之参考,纵使没有辩诉交易的明文规定,实质的辩诉交易机制早已存在, 只是这样实质的辩诉交易机制没有法律的拘束力, 而且是由法官基于个案的特点任意性发动, 而且被告人对于是否能确实取得法官“轻刑”的判决,不具信心。此后台湾地区“司法院”在检视审判实务过程中,发现经由实质辩诉交易的个案判决, 上诉率不高且多数判决能获得上级法院维持,为期疏减讼源以减轻法官沉重的工作负担,遂于 200 0 年即向“立法院”提出辩诉交易条文的增订,然因刑罚权能否由当事人处分等理论争点未能解决而未通过; 其后学界对此问题即多有论述,外国存在的立法例也逐一被介绍与检讨, 在具备相当理论基础的前提下, 最后终能顺利将辩诉交易程序增订于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法”之中。(二)台湾辩诉交易之范围 4 台湾地区的辩诉交易程序并不存在对于“犯罪事实”的协商,亦即对于“罪的成立与否”并无协商空间,这与美国的辩诉交易有很大的不同; 事实上在罪刑法定原则下, 犯罪构成要件是否该当并无人为操作空间,简言之,在“认定事实”方面,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并无协商机制;至于如何适用法律及正确科刑方面, 依新增订之辩诉交易程序,除“所犯为死刑、无期徒刑、最轻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辖第一审案件者”外,其余皆得进行协商[3] 。台湾地区着重刑度及罪名上之排除,以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规定为例,依检察官起诉之罪名若属所犯为死刑、无期徒刑、最轻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这类案件多为重罪案件,且属强制辩护案件,故而,即使被告愿意认罪,但为期慎重, 仍须依法定程序加以审理后论罪科刑, 此类案件排除在辩诉交易之外,其目的亦为保障被告诉讼法上之权益, 对于此类案件有详细调查之必要, 不适用辩诉交易制度。然而对于犯罪事实的存在, 是属于过去的历史事件, 刑事诉讼之目的,除了保障人权外,最重要就是发现过去、发现真实, 使历史事件得以还原者, 还原的方法必须透过证据的搜集及评价, 所以, 犯罪事实本质上就不属于得以协商 5 的范围。(三)台湾辩诉交易程序之发动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规定得适用辩诉交易之案件,以被告人所犯为死刑、无期徒刑、最轻本刑三年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