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1 《宣讲拾遗》与劝世文宝卷摘要:民间宣讲是用“俚俗歌词”讲唱一些传说故事、时事传闻, 表彰民众认为的美德、善行的一种宣讲。这种宣讲也称“说善书”。[1] 宣讲善书的目的在于劝善惩恶、教化民众, 具有教化功能。而教化功能也是宣讲宝卷的主要功能之一。文章简要对比宣讲善书的代表作《宣讲拾遗》和劝世文宝卷, 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对它们在劝善教化方面所做出的有益尝试进行分析总结, 对于当下社会公民的道德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有重要意义。关键词: 《宣讲拾遗》宣讲善书劝世文宝卷劝善善, 应该说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准则。民间广泛流传的善书以劝善教化为目的, 宣讲善书更是民众追求善的一种体现。善书的编者在内容、形式、语言等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有效地发挥了善书的教化功能。同样以劝善教化为目的的劝世文宝卷的出现,与善书的广泛流传紧密相连, 也成为民众精神家园的有力支撑。时至今日, 我们对于善的追求并没有改变, 只是我们需要更加有效地引导和帮助。借鉴宣讲善书与劝世文宝卷在劝善方面的成功之处,有利于公民自身的道德建设和社会和谐氛围的形成。一、宣讲善书善书的内涵和外延十分广泛, 内容复杂, 形式多样。广泛来讲, 所有的劝善之书均可归入善书。日本研究善书的学者如服部宇之吉、小柳司气 2 太、酒井忠夫均持此观点。[2] 与日本学者对善书研究的宏观视角不同, 我们在实际中经常用到的是善书的一个狭义的概念,即“宣讲”,这种宣讲也称“说善书”。车锡伦先生对宣讲善书这样解释:“但在民间也出现另一种‘宣讲’( 其出现的时间不详), 即用‘俚语歌词’讲唱一些传说故事、时事传闻, 表彰民众认为的美德、善行。它们也倚称‘宣讲’:‘不拘乎地, 不择乎人,不限以时,不滞以礼。宣之而如歌词曲,讲之而如道家常,因较之设学谨教, 尤便于家喻户晓也。’这种宣讲也称‘说善书’”。[3] 民间宣讲善书是受到了宣讲圣谕的启发而产生的。这一点也得到了学界的公认。但是, 民间宣讲善书与官方宣讲圣谕又不同。首先, 它们的性质不同。民间宣讲善书是民间自觉的、非官方性质的一种自发自我的教化。而宣讲圣谕,从它产生之日起就带有官方的性质,即是“在地方官的指导下,由各地乡绅、士人、耆老富裕阶层合作开展的官设宣讲。”[4] 其次, 它们在内容和形式上也不同。民间宣讲的内容加入了深入人心的故事, 采用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具有娱乐性。而官方宣讲圣谕则条目固定、形式较为刻板。[5] 因此宣讲圣谕在各地方宣讲推行时,身处社会下层的民众难以理解, 很难收到实际的教化效果。也正因如此, 民间宣讲善书受其启发, 通过改变内容与形式, 更加地贴近民众生活, 广泛被民众接受。《宣讲拾遗》[6] 作为代表作处处体现着上述宣讲善书的特点。《宣讲拾遗》刊印于同治十一年( 1873 年) ,从卷首的自序中可以推断, 《宣讲拾遗》的作者是出版乡村善书的书肆、兼任同善会的乡村书塾主人, 姓庄, 号跛仙。庄跛仙是在看到“乡党邻里间, 有厌《集要》之故”的现象之后,希望借助更通俗易懂、更容易实践的《宣讲拾遗》,使之为 3 民众重新听闻宣讲,从而达到宣讲教化的目的。[7] 围绕这一目的, 《宣讲拾遗》在内容选择、表达形式、印刷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体现了其民间性的特点, 顾及到了教化对象的广泛性和文化水平的局限性。《宣讲拾遗》所采集的内容更加通俗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