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静静地顿河读后感精选三篇
瑞典老人们对《顿河》获得诺贝尔奖的决定期指出，“肖洛霍夫在描写俄罗斯人民生活中一种历史阶段的顿河史诗中所体现的艺术力量和正直。”
静静地顿河读后感800字
初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的手稿最后找到了。莫斯科的记者列·科洛德内通过数年的追寻发现，手稿在肖氏的好友库达绍夫远亲的手里。时任总理的普京命令财政部“立即筹款购买手稿”。至此流传了70近年的肖洛霍夫抄袭《静静的顿河》手稿之说不攻自破。就在这一年，俄罗斯的读者将《静静的顿河》推为十大畅销书的榜首。在这个时候来重读《静静的顿河》具有不同样平常的意义。《静静的顿河》长期以来被苏联主流批评家阐释为“一部描写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时代的人民生活的史诗”，被视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颂歌。应当说这些批评家们一点没说错。肖洛霍夫自己曾经这样谈论这部故事：在《静静的顿河》中想展示哥萨克人如何通过战争、痛苦和流血，走向社会主义。作品把拥护苏维埃、迈向社会主义称为“伟大的人类真理”。哥萨克通过痛苦的历程走向社会主义的确是故事的专项之一。无可否认，写这个专项，肖洛霍夫是真诚的，但这里也隐含着她作为一种苏联作家的生存智慧——如果不写这个专项，当时她这样一种20多岁的默默无闻的作家是很难为故事弄到准生证的。米·布尔加科夫的《白卫军》等作品的难产和作家本人的厄运就是前车之鉴。和这个专项相适应，肖氏采用了评价人物的历史伦理原则，即一般符合历史进步趋势的人物就获得被论述的权利。
但是正统的批评家忽视或视而不见的是，在《静静的顿河》中尚有另一种专项，这就是有关“人的命运”和“人的魅力”的专项。这个专项是作家关注的热点。作家说，“我在葛利高里身上就想体现出这种人的魅力。”一方面葛利高里在痛苦地抗拒战争对她的人性的磨蚀和扭曲，另一方面，她在人格力量方面高于周边的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葛利高里和科晒沃伊同步浮现的场面中，在两人的交锋中，论述者情感距离离前者近，而离后者远。在其他部分场景里，代表历史进步趋势的人物被论述者冷落，而葛利高里这小子却成了论述的聚焦对象，获得了论述者的同情。这是由于在这里历史伦理原则被悬置，代之以审美原则。类似的状况在《麦克白斯》等作品中也浮现过。对审美价值的张扬，自然凸现了人的价值，也就导致了对残酷行为的绝不宽容。肖洛霍夫对战争中戕害人的肉体和精神的残酷行为大加挞伐，不管其祸首是白军还是红军。作家揭发了在其兄被杀后葛利高里命令叛军滥杀俘虏的罪行，也不回避红军中的马尔金、波得捷尔柯夫们的暴行。在肖氏那里似乎有一种类似于黑格尔的“永恒正义”、托尔斯泰的“我必报应”的惩罚力量。彭楚克在顿河革命军事委员会革命法庭当执法队队长，每天半夜到城外去处决犯人，其中有诸多是无辜的哥萨克劳动者。当时她形容枯槁，神情恍惚，甚至丧失了性功能。可推掉这差事后，她又能和恋人共享春宵了。对人的关怀就成了贯串这部故事的一条红线。
在《静静的顿河》中肖氏坚持了一种和历史家和政治家的立场迥然有其他作家立场。政治家以历史的进步的宏大目的为惟一的追求，在这样的追求中个人也许成为牺牲品。历史家则根据这样的精神来论述历史。作家立场的实质是关注个体的权利、愿望和追求。麦列霍夫的家破人亡、彼得罗——伊万·阿列克塞耶维奇——妲妮娅之间的亲人仇杀的悲剧、并非事出无因的月申斯克暴动、双方所有不经审判的滥杀俘虏等等，这些同步期其他作家的作品中不敢涉及、政治家和历史家被忽视掉的细节，这部故事却大书特书，革命和战争中被牺牲者的声音就这样曲折地传达了出来。
其实，对《静静的顿河》有一种不断重读的过程。对主人公葛利高里的评论就有一波三折的戏剧性转折。在作品刚问世的代，评论家一般称该形象为“人民的敌人”，50年代又觉得她是“反叛者”，或觉得她陷入了“历史迷误”，到了80年代她已被推崇为“真理的摸索者”。葛利高里评论史中浮现了如此巨大的反差，其实在我们看来，分歧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在评论葛利高里的时候，苏联的评论者们局限于同样的理论思维的框架中。不管是将葛利高里视为“人民的敌人”的批评者，还是将她当作是真理摸索者的论者，所有只局限在以社会历史价值拟定人物的意义。批评家逐渐将葛利高里由人民的敌人变成真理的摸索者，这并不意味着她们真正结识到了这个人物形象的社会学价值或审美价值，这仅仅反映了主流意识形态对这位声望日隆的肖洛霍夫的招安方略。80年代的批评家的逻辑是这样的：既然肖洛霍夫是一位伟大的作家，那么她心爱的主人公葛利高里还会是坏人吗?于是就有了葛利高里由敌人而变为迷路者，再变为英雄的戏剧性过程。
在《静静的顿河》中肖氏采用了颇为聪慧的写作方略。为了既要说出真理，又要让书可以达到读者手中，也为了保护自己，在作品中容纳了两个声部——胜利者的声部和无辜受害者的声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