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萨摩亚人的成年》人类学史上的著名公案
2009年02月09日11:20来源：《东方早报》
就米德的萨摩亚人研究而言，至少当事人决不是故意造假，她只是被先入己见的
理论所套牢，再加上调查方法有失严谨客观，这才铸成了弥天大错。
1而道德就是一种文化现象。若说自然选择原理同样适合于人类，这似乎就意味着，文化现象的起源在某种程度上与先天有关，因为自然选择的对象只能是先天存在的遗传差异。当然，达尔文尽管指出了其间存在某种相关性，但他并没有如此简单地把文化现象等同于先天因素。正是达尔文的表弟高尔顿在十九世纪末创造了“优生学”这一学科，优生学的宗旨就是要把自然选择原理应用于人类自身。众所周知，人类其实已在不知不觉中通过自然选择原理培育了众多动植物品种，现在的问题在于，人类能否通过同样的方法来改良自身呢？但这样做的前提却是，承认人类的诸多行为特征与先天的遗传有关，这才谈得上对其进行有意选择。为此，高尔顿做了某些数据统计，表明如暴力犯罪、酗酒、智力低下等不良品性都是与生俱来的，结论就是，应该让人类中品性优良的人群多多生育，同时杜绝不良人群的生育机会，以此改良整个人种。不幸的是，优生学最终打开的却是潘多拉盒子：二战时期希特勒的反犹政策打的就是纯洁人种的旗帜。其实同样的悲剧还发生在美国，尽管程度远比纳粹犯下的罪行要轻。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在优生学的名义下，强行对某些所谓低素质的人群进行绝育措施，如今听来这样的行径似乎是荒谬不堪。痛定思痛，这才有如今西方学术界对于优生学一词的高度警觉。
正是在优生学大行其道的背景之下，人类学家出场了。米德的导师博厄斯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的使命就是要从优生学家手中抢救人性的可塑性，进而告诉公众，人性的表达更多在于后天文化环境的塑造而非先天遗传因素的规定。于是重要的不在于，如何强行推广生育措施，而是为低素质人群提供更好的受教育机会，以期通过后天的影响来提升人群素质。就当时的语境来看，不得不承认，博厄斯的主张更具可行性，也更为人道。为此，他交给米德的研究任务就是，调查在原始文明中是否存在青少年心理危机现象，若答案是否定的，由此就可证实这种心理危机现象与后天的文化传统有关，人性当然就是可塑的。正是带着这样的先入之见，米德给出了一个漂亮的结论，这正中博厄斯之意，难怪博厄斯对其研究报告大加赞赏，于是有了米德著作的一夜走红。
然而，上世纪八十年代，另外一名人类学家弗里曼出版《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一个人类学神话的形成与破灭》一书，顿时震惊整个人类学界。这是因为弗里曼以严谨翔实的材料证明，米德对于萨摩亚人生活的田园诗般的描写，彻头彻尾就是一个误导，甚至是谎话。说起来，弗里曼刚出道时曾是米德的粉丝，上世纪四十年代，他步米德后尘，也在萨摩亚人中做田野调查，但奇怪的是，所得情况却与米德的描述大相径庭，于是，他把这一课题持之以恒地做了下去，真相终于浮出水面。原来，当时的米德在当地调查时间仅为五个多月，她没有做到与当地土著人同吃同住，更谈不上参加他们的重要活动，严格说来，她的访谈资料只是道听途说而已，她找来若干个萨摩亚女孩，由她们的口中得知未婚女孩的浪漫情事。后来，弗里曼找到了当年米德采访过的那个萨摩亚女孩法阿姆，她于
1987年11月当众宣誓作证，当时她和其他女孩对于米德的访谈只是开了一个玩笑而已，谎称她们夜晚与男孩们出去约会，她们当时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