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屈原的诗学-古代文学
一、理论基础:美善统一
一位优秀的诗人，未必能同时成为一位自成体系的诗歌理论家——因为诗歌创 作的过程，原本是充满感性经验、富于***和幻想的形象思维过程;它与借助于概 念和范畴进行理论建构的逻辑思维过程存在着性质的，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矣。”外在容貌之“美”与内 在品质之“善”之间的分离现象，实际上乃是由于人类审美认识的进一步发展，致 使两者逐渐分化独立而形成的自然趋势。孔子、屈原均未忽视其间的复杂关系，显 示出他们的思维触角的敏锐性;但他们对失去“善”之依傍的外在“美”，认为 “不足观也矣”，表示要“违弃而改求”，说明他们在主张美善统一、注重和强调 社会“政治—伦理”功利性的方面，也同样是前后呼应、一脉相承的。
在先秦诸子的思想中，有以“善”反“美”者，但居于主流地位的，毕竟还是 以儒家学派为代表的主张美善统一的思想观念。屈原作为一位正直的贵族大夫，既 然其整体思想富于浓厚的儒家色彩，那么他以美善统一的观念为理论基础而形成其 诗学精神，也就显得非常自然了。
二、思想核心:发愤抒情
尽管屈原的思想带有浓厚的传统的、正统的因素，历史的巨变还是给它打下了 深刻的烙印，使它在吸收儒家学说、继承历史传统的同时，更带有鲜明的、时代 的、地域的、个人的特征。
具体说来，屈原心目中的“善”，实际上包含着“美政”社会理想和高尚人格 理想两个方面。其社会理想以楚国的富国强兵、统一天下为指归，其人格理想则以 诗人的耿介正直、高尚纯洁为依据。当他以这种被赋予着明确“政治—伦理”内涵 的“善”为标准，来观照当时的楚国社会现实，来审视当时的上层统治集团，却发 现到处充斥着早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的政治窳败和品质堕落。他在《离骚》中痛 心疾首地写道:“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 昧以险隘。”对屈原而言，真正的悲剧，不仅在于“善”的理想与“恶”的现实之 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尖锐冲突，而且在于，前者注定要在后者的暴虐压迫之下趋 于毁灭，并且只有经过毁灭才能达到永恒。义无返顾地高举起“善”的标帜，即使 完全丧失了实现理想
的实际可能，仍然知其不可而为之，这不能不给屈原带来人生命运的深刻悲剧 而人生的悲剧和由此产生的满腔悲愤之情，也成就了屈原诗歌创作的伟大和辉煌， 并促使他在创作实践中形成了“发愤抒情”的思想核心，即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倾 向和现实主义色彩的诗学精神。
无论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考察，还是从形态学的角度来分析，诗歌艺术的审美本 质，都无疑是人类主观情感的抒发。在中国上古时代，由于宗法社会政治和实用理 性精神的影响，人们更为自觉强调的，却是怨愤之情的表达。《诗经》大、小 《雅》中所载西周末年（厉王、幽王时代）一批正直贵族的作品，已经开创了这一抒 情传统的源头，在其影响深远的怨刺诗中，诗人们直言不讳地表白了自己的写作意 图，如《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6,,?。”《小雅?何人斯》：“作 此好歌，以极反侧。”《小雅?四月》:“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可见，他们怨刺
的锋芒，不仅指向贵族阶级中反复无常（“反侧”）的奸佞小人，而且指向最高统治 者周王的罪过（“王,，0,,,?”）；与此同时，他们也抒发出自己内心悲哀愤懑的感情
（“告哀”）。对于中国诗歌这一富于民族特色的怨刺传统，孔子曾经从理论上加以 总结和升华。他强调诗歌的政治伦理功能，而兼及其艺术审美特性，提出:“诗可 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关于“可以怨”，孔安国注云:“刺上政。” 当然，“怨”的内容决不限于“刺上政”，但结合孔子所据以阐发其诗学思想的 《诗经》文本来看，揭露奸邪势力，抨击黑暗政治，亦即所谓“怨”，的确是
“怨”的主要内容之一。由于孔子的巨大影响，宣扬怨愤之情的合理性，强调怨愤 之情的必要性，也就成为源远流长的中国诗学理论的一个重要传统。
显而易见，屈原在直接继承《诗?雅》贵族怨刺诗的诗歌创作倾向的同时，也 理所当然地直接继承了孔子所标举的“（诗）可以怨”的诗学理论观点。他在《九章 惜诵》中写道:“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关于后句，王逸《楚辞章句》注 释为“犹发愤懑，作此辞赋，陈列利害，渫己情思，以讽谏君也”；朱熹《楚辞集 注》注释为“至于不得已而后发愤懑以抒其情”，二者之说基本一致，也比较恰 当。但关于前句，王逸以“贪”释“惜”，朱熹认为“惜者，爱而有忍之意”，都 显得非常牵强，不合文意。后世学者诸说纷纭，莫衷一是。金开诚先生参考前人之 说，解释为“哀痛地陈诉以表达心中的忧伤”，可谓深得诗人之旨。其实，屈原所 谓“惜诵”，与《诗?小雅?节南山》中的“家父作诵”，意思上完全是一脉相承 的。这两句诗，属于并列的语法关系和对仗的修辞方法，简而言之，即是“发愤抒 情”，虽然原本只是对《惜诵》篇意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