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中苏关系(1949—1964)
一半火焰一半海水
摘要: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建国后的中苏关系的演变发展,借用海岩一本小说的名字—一半火焰,一半海水再合适不过,两国从你情我意的恋人关系到剑拨弩张的敌我关系,可谓一波三折,跌宕起伏。本文选取的时间段是建国后的1949年至1964年,之所以在1964年止住,是因为与之前双方还算克制、有所顾忌的口诛笔伐相比,此时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已开始全面的公开化、激烈化了,双方撕破脸面,拉开阵势,各自将矛头直指对方的最高领导人,尤其是中共“九评”的发表。中苏两党的关系在思想和感情上已经破裂,组织关系的破裂只是时间问题罢了。根据中苏关系演变的脉络,本文将这段时期分为四个阶段:1、斯大林时期的中苏关系(1949—1953);2、你情我意时水渐落,石渐出(1953—1957);3、渐行渐远,欲合还分(1958—1961);4、口诛笔伐,分道扬镳(1961—1964)。最后针对这种中苏关系波澜起伏的发展变化,本文试着作出解释和说明。
关键词:中苏关系;毛泽东;赫鲁晓夫;意识形态;
正文:中苏两国的关系是以中共与苏共两党的关系为基础的,如果我们将视线拉长,中共自诞生之日起就与苏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可以说中共是苏共一手带大的孩子,之后中共在发展、壮大以至最终取得政权的过程中,随着国际环境和本国国内状况的变化,两党的关系时而微妙、时而明朗,虽多波折,但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始终使两党相互缠绕,无法相互脱离。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共取得国家政权,这时中共领袖毛泽东自然的选择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与苏联结成同盟,两党关系遂提成和转为两国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主要思想就是国际主义,号召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如兄弟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中苏两国都希望在意识形态统一性的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盟,从而与资本主义世界向对抗,然而这种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却忽视了或者说淡化了作为独立民族国家的利益诉求,这也是影响以后中苏国家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仅仅建立在意识形态上一致性基础上的国家关系注定了其不是一种现代化的、正常的国家关系,难以健康持久的发展。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国家一党专政的中央集权制下,领袖个人的意志、性格和感情往往在国家关系中也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斯大林的多疑、谨慎,毛泽东的敏感、好强、直接以及赫鲁晓夫的鲁莽、冲动都影响着中苏关系的走向和变化。
一、斯大林时期(1949—1953)
毛泽东在青年时就渴望能到革命的故乡—俄国去学习,但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到1947年,与国民党的内战眼看就要取得决定性胜利,毛泽东运筹帷幄,踌躇满志,认为访苏的最好时机已经到来,准备去莫斯科与斯大林共商国家建设之大计,没想到,基于当时国际环境的考量,斯大林推三阻四。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毛泽东一行就开始了访苏之行,实现了毛泽东多年的一个夙愿。这次苏联之行,有两个主要目的,一是为革命导师斯大林祝寿;二是中苏两国重新签订一个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当然这也是毛泽东一行最重要的目的。然而不得不说,毛的第一苏联之行并不是十分愉快,据毛泽东后来回忆“问我去不去参观,我说没兴趣,我说这次不是专来为斯大林祝寿的,还想做点工作,既然没工作可做,那我的任务只有三条:一是吃饭,而是睡觉,三是拉屎。我拍了桌子,骂了他王八蛋,我的目的就是要请他告诉斯大林,所以斯大林算是恨透了我”《毛泽东与波兰党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56年3月31日),转见《国际社会与经济》1995年第2期。
。何以双方会出现这种局面呢?其实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与斯大林双方互有嫌隙和不满了,这从毛泽东见斯大林的第一句“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的开场白,可见毛泽东长期以来的复杂心情。在历史上,早期的中国革命无不受到共产国际的指挥和领导,革命的领导者是由共产国际派过来一批留俄学生,这些留俄学生虽然有着丰富的理论知识和修养,熟读马列,但并不能准确的为当时中国社会把脉,由于恪守教条主义,造成误判形势,共产国际指挥下的这批留俄领导者险些把中国革命推入失败的深渊,后来经过党内斗争和共产国际的支持,毛泽东夺得了党内的最高领导权,对当时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道路问题进行了长时间慎重思考的毛泽东自然不会对来自共产国际的命令和指示照单全收,对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的“瞎指挥”心中早有不满,而更让毛泽东不能容忍的是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不信任,根据事后的资料显示,在毛泽东对莫斯科的诸多抱怨当中,最能引起毛愤懑的其实是1945年斯大林的
“不许革命”,何谓“不许革命”呢?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一九四五年当我们正在准备推翻蒋介石,夺取政权的时候,斯大林用他们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打了一个电报给我们,指示我们不要反对蒋介石,说如果打内战,民族就有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