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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剑平从宏观经济学理论角度看,有利于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达到均衡的投资增幅应该是合适的增速。在技术进步条件下,投资又往往是首先打破旧的均衡,推动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在新的高度上取得新的效率、更高的均衡的革命性因素。
由于投资本身具有短期内是需求、长期中是供给的两重性,投资在宏观经济运行中这种打破旧的均衡、追求新的均衡的动态变化,必须要与其它供给因素、需求因素取得动态平稳。
从投资是短期需求看,短期内供给因素能否满足投资需求扩张的要求是判断投资是否过热的重要因素。从历史上看,由于投资资金规模超过了国内总储蓄的规模,投资倒逼货币超发行,引发通货膨胀。这一轮经济扩张,投资资金规模没有超过国内总储蓄规模,货币信贷增幅偏高问题两次都及时得到制止,加之中央又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就得到控制,没有出现通货膨胀。但必须看到,满足投资需要的供给因素不仅仅是资金,还有土地、能源、淡水、其它投资品。这一轮固定资产投资过热的一个重要表现是过多的农用地被征用为建设用地,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是建立在土地的“无限供给”基础上的。由于我国特殊的土地制度安排,土地价格无法对固定资产投资起到必要的约束作用。如果我国的土地交易与土地价格真正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运行,投资高增长对土地供求的影响,将通过土地价格上涨反过来制约投资增长速度。高地价将使目前大量在建项目无法上马。同样,国内对石油等能源价格的政府管制,使国际市场能源价格变化没有能完全传导到国内。必须看到,目前的投资高增长速度对我国农用土地转化为建设用地的压力、对能源需求的压力都是我国供给因素中不能长期承受的,这些供给因素没有体现为价格上涨是我国转轨时期特殊制度安排的产物,不能用通货膨胀率不高来否认投资增长过快。
从投资是长期供给因素看,投资规模的增长必须与消费需求、出口需求的增长速度取得均衡。但是,我国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投资增速几倍于消费需求的增长,短期内固定资产投资所形成的产能可以通过重工业内部循环得以消化,暂时掩盖过剩的压力。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出口持续高增长也为过剩产能提供了暂时出路,但外贸顺差过大已经引起国外的不满,国际收支不可能在长期中保持严重顺差的不平稳状态。因此,投资与消费的国内需求均衡增长是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目前,投资与消费长期不均衡的增长将会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压力,导致国民经济的大起大落。
投资与消费之间存在对立统一关系。静态的看,当国民收入确定后,投资与消费两者之间的分割比例决定投资与消费绝对额的大小,投资与消费表现为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但动态的看,暂时牺牲即时消费,适当增加用于投资的国民收入,可以增加未来的供给能力和增加可供消费的国民财富;同理,投资增加了供给能力后,必须依靠扩大消费来增加市场需求,使投资的价值回报得以实现。因而,投资与消费又是相互促进的、统一的关系。
必须看到投资与消费的统一关系是相对的,要实现两者之间相互促进,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投资必须是有效率的,只有有效投资才能增加有效供给能力、增加价值、增加财富,才能造福人民;二是投资与消费之间存在客观的比例关系,投资率的提高不是无限的,过度投资将会造成消费萎缩,两者不能形成市场循环,投资失去最终市场;三是高投资率不能长期持续,长期实行高投资低消费政策,国民不能及时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将失去参与发展的积极性。
历史上看,多数新兴工业化国家高投资增长的持续时间大体为20―30年。我国自“一五”计划以来,高投资率持续时间已经50多年,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投资率长期居高不下,1998年后更是节节攀升到40%以上。政府主导型、预算软约束的投融资体制所造成的投资效率低下,使高投资率不仅没有给城乡居民带来长远的利益,反而挤占和浪费了大量本可以改善人民生活的资源和财富。
无效投资对城乡居民消费的挤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大量“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建设规模远远超过当地政府的实际财力和客观经济需要,许多地方投资项目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通过拖欠民工工资,透支工程款、材料款等非信用负债方式强行开工建设。按正常情况,工程项目投资中有30―40%作为人工工资,这部分会转化为消费性收入,但是实际存在的大量人工费用拖欠,导致投资对消费的挤占。
二是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不到位,土地收入和土地审批权限成为各级地方政府介入投资领域的重要手段。对产业投资用地,政府供地价格常常为低地价甚至零地价,对居民住宅开发的供地价格常常为高地价,而人民群众急需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供地严重不足。用低价从农民手中征地再以高价向城市居民住宅供地,实际上是将居民消费资源向投资者补贴。尤其是农民在失去土地后也同时失去就业岗位、失去生活来源,消费能力受到影响。
三是投资风险责任制有名无实,体制性投资饥渴症残存。目前政府和国有、国有控股企业投资还占据着较大的份额,这些投资表面上实行集体负责制,最终往往是无人负责,导致投资失误责任难以追究。
必须看到,我国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衡是收入分配领域投资者与劳动者利益分配失衡的必然结果。近年来,劳动者报酬占收入法GDP的比重不断下降,职工工资增速远远低于政府税收和企业利润增速,消费需求增速必然远远低于投资增速。这种投资消费比例失衡的调整与矫治,不是简单地压投资增长速度就能解决的,必须从收入分配领域入手,扭转经济增长成果过分向投资者倾斜的利益格局,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进而提高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增长速度。
(作者单位: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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