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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小平“改革开放30年?广东再闯关”论坛6月18日下午在广州举行,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作为主讲嘉宾作了主题演讲,并和广东著名企业家、学者一起与现场观众进行了互动交流。在此之前,吴敬琏曾在深圳、佛山等市及顺德美的、广州本田等企业举行调研。有“吴市场”之称的吴敬琏6月中旬在广东刮起了“吴旋风”。针对当前宏观经济中出现的困境,吴敬琏强调,必须通过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尽快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驱动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的模式转型。吴敬琏的观点值得我们关注。
关于增长方式
吴敬琏首先肯定,广东经过近30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国人乃至世界公认的巨大成就。但他同时表示,由于中国改革一些方面未能到位,对广东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多方面的影响和挑战。吴敬琏对广东再次率先提出“解放思想”表示了肯定。
“正是由于体制上存在的问题,反映在经济发展上,就表现为经济的粗放增长方式得以持续。”吴敬琏进而分析,粗放增长方式的持续将引发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导致长期依靠资源要素投入支持高增长,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投资与消费失衡,金融状况恶化。粗放增长方式所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出口导向政策未能及时调整,导致对外贸易条件恶化,贸易摩擦加剧。”
“改革开放一开始,我们就提倡出口,当时所用的一项政策是‘本币低估’,就是把本国货币压得很低,压低了以后就变成很强大的力量去限制进口刺激出口。”受益于这项政策,从1994年开始,出口大量增加,有效刺激了经济增长。但是,这一做法也带来了汇率结余大量增加,也就是说,人民币和外汇之间的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造成了很大的升值压力,要消减这个压力,就要改变汇率的形成机制,使它市场化。但是我们的对外贸易格局已经形成,一旦改变,就会造成许多实际的困难,而不改变又会造成贸易摩擦的加剧。”吴敬琏如是说。
吴敬琏总结说,由于经济粗放增长所带来的这两个问题,从宏观经济上看,就是货币过量发行和流动性过剩。“近年来,人民币遭遇升值压力,为了抑制本币升值,中央银行就必须入市干预收购外汇。2006年,国家外汇储备超过10000亿美元,,为了收购大量美元,造成货币超发,流动性过剩,经过一段时候后,会产生资产泡沫和CPI猛升,甚至二者同时出现。”
针对当前宏观经济中出现的困境,吴敬琏强调,必须通过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尽快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驱动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的模式转型,提升产品附加价值,摆脱“卖硬苦力”的困境。
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具体路径,吴敬琏开出了四剂“药方”:一是加快技术进步和产品升级;二是发展先进制造业,实现制造业的服务化;三是发展现代服务业(高知识含量的服务业);四是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这四条是互相融合的,最核心的是中间两条,即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关于粤港合作
谈到粤港合作,吴敬琏表示,与长三角比较而言,珠三角经济发展最大的不足是缺乏具有强大的、分工细化的服务业集中地。“上海作为长三角的中心城市和经济发展龙头,服务业辐射半径包括浙江、江苏,甚至延伸到四川等西南地区。而广州的服务业难以起到上海在长三角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不够强大,支撑金融业的律师、会计、咨询等配套服务行业也跟不上。”吴敬琏说。
他认为,香港的服务业水平比上海发达得多,珠三角应该充分利用这一地缘优势,在借助香港服务业和借鉴其发展经验的基础上促进自身的经济发展。
吴敬琏指出,广东可以通过三种方式,使香港服务业延伸到包括深圳在内的珠三角城市:一是吸引香港投资银行来广东开设分支机构。二是在借鉴香港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现代服务业。随着分工的日益深化,服务业的门类不断细化,甚至连香港也难以具备发展所有服务业的条件。三是大力发展(承接)香港服务业的服务业,比如后台外包。“通过这三种方式,我们可以把香港的服务业引入,这不仅将带动珠三角的经济发展,甚至会带动整个大西南的经济发展。”吴敬琏说。
吴敬琏还指出,由于有形产品的生产和交易是容易控制的,因此制造业对于制度环境的要求比较低;而服务业往往提供的是无形产品,对服务质量的评估一般是事后的,服务业的发展对制度环境的要求比制造业高得多。如果法治不健全,服务业很难发展起来。他认为,在完善法治方面,广东具有地缘和人文优势,而香港的法治环境是世界公认比较好的。“苏州在建立工业园时,有一个特别的引进项目,叫做“管理软件的全套引进”,引入了新加坡政府管理经济的全套的规章制度,应用后取得很好效果。香港的一些国际惯例规则,广东也需要引进或借鉴。”吴敬琏说。
对内地和香港共同繁荣,吴敬琏说,大家都知道,香港政府是积极的不参与政策,也就是说它是英美的自由式市场经济。但是我们在改革初期设定的目标大致上是东亚模式的市场经济。东亚模式跟成熟的市场经济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政府的主导。这两个经济体制是有区别的。你要把它“大同”,首先在思想上、在理论上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要建立一个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体制,还是要建立一个政府强烈干预、强烈规划整合的市场经济呢?在“一国两制”的情况之下,粤港合作问题涉及怎么来建立一个一体化的市场,这要做出一些巧妙的政策和制度的安排才能解决问题。
关于现代服务业
吴敬琏说,对于什么是先进制造业,现在学界和政界的认识还存在很大差异。研究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发展史就不难发现,所谓先进制造业的先进,简单地说就体现在三个字上――“服务化”。也就是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分工的深化,在原来制造业的核心环节――加工制造环节里,逐渐开始往价值链的前后端延伸,推动前端的研发、设计环节,以及后端的品牌营销、金融、供应链管理和售后服务等环节的发展,而这些业务本质上是属于服务业的范畴,也是产品附加值得以提高的关键环节。现代制造业或者是先进制造业,先进性就体现在它是被服务化的制造业,或者说制造业和服务业一体化的制造业,它的附加价值也主要来自于这些服务环节。
吴敬琏还说,现代服务业最重要的特点是知识含量高,延伸能力强,服务业有很多的环节,每一个环节都可以独立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业继续发展,而这个独立的行业,它的价值链又可以进一步延伸。正是基于上述特征,在发达国家,服务业是国民经济最大也是比重最高的行业。20世纪末期和本世纪初,发达国家中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般高达80%,而香港和新加坡等,这一比例超过90%。比较而言,广东现代服务业发展明显滞后,前几年,广东服务业比重曾经达到过47%,但近几年持续下降,去年降到了42%,这一比重比人均收入水平明显低于广东的印度要低10个百分点。看来,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尽快修补这一经济发展的“短板”,是今后广东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模式非常重要的内容。
“我不赞成单纯提‘淘汰’,‘产业提升’可能更合适一些。”吴敬琏说,珠三角的制造产业可以向两翼、向山区延伸,但这并不是要把企业整个搬走,制造这个环节转移出去了,能不能争取把前后端的研发、设计、服务、营销等部分留下来呢?
吴敬琏特别谈到了政府在产业转移过程中的作用:“新产业的积聚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往往不是靠规划形成的。”吴敬琏举例说,有的地方可以自发形成一个生机蓬勃的专业市场,但是当地政府随后在旁边规划建设的市场却搞不起来。“政府的作用应该是因势利导,随时观察产业发展动向,通过政策引导扶助其形成和壮大。”吴敬琏说,政府在产业转移中还应该扮演一项非常重要但通常被忽略了的作用,即当一个地区形成专业化产业集群后,建立服务于中小企业的公用技术平台,帮助中小企业开发共性技术。
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具体路径,吴敬琏开出了四剂“药方”:一是加快技术进步和产品升级;二是发展先进制造业,实现制造业的服务化;三是发展现代服务业(高知识含量的服务业);四是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这四条最核心的是中间两条,即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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