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该【番汉对音及上古汉语 】是由【春天资料屋】上传分享，文档一共【12】页，该文档可以免费在线阅读，需要了解更多关于【番汉对音及上古汉语 】的内容，可以使用淘豆网的站内搜索功能，选择自己适合的文档，以下文字是截取该文章内的部分文字，如需要获得完整电子版，请下载此文档到您的设备，方便您编辑和打印。优选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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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汉对音和上古汉语
最常有的梵汉对音研究为例,人们忧如不过以字典上的经典梵文形式
为基础,却没有起初问自己这样一些问题——各国的佛经翻译家,特
别是早期的翻译家,他们据以翻译的佛经本来真的是用经典梵语写成
的么?若是不是,那么我们的所有梵汉对音研究岂不是建立在了一个
完好虚无的基础上面?自然中国佛经梵汉对音的问题也许不那么严重。
事实上所有的研究都表示,唐代和尚译经所据的本来多数是经典梵语
的,(注:详细对音情况参看施向东《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和唐初
中原方音》,《语言研究》1983年第1期。)所以我们在研究初唐以
后的梵汉对音时自然不如以词的经典梵文形式为基础。但是一旦谈及
那以前几百年的汉代佛经译音,情况生怕就大不同样了。巴利文律藏
中有一段话表示了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曾屡经梵文学者征引,下面
是季羡林的译文:(注:季羡林:《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北京
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这段文字在汉译“大藏经”里原有多种异
译,分别见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译《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佛陀耶舍
共竺佛念等译《四分律》、弗若多罗共罗什译《十颂律》、义净译
《根本说所有有部pí@①奈耶杂事》、失译《pí@①尼母经》。)
这时有两个比丘,姓耶弥卢谛拘罗,是兄弟俩,本来生在婆罗门家中,声音优异,善于谈说。他们抵达世尊那处,向世尊致过敬,坐到一旁去;坐下今后,两个比丘向世尊说:“大德!此刻的比丘,不同样姓,不同样名,不同样门阀,不同样家室,都来出家。他们用自己的方言俗语损坏了佛所说的话。请赞同我们用梵文表达佛语。”佛世尊训斥他们说:“你们这些傻瓜,怎么竟敢说:‘请赞同我们用梵文表达佛语。’傻瓜呀!这样既不可以够引诱不信佛的人信佛,也不可以够使信佛的人增强信奉,而只好滋生不信佛的人,使已经信了的人改变信念。”训斥完了今后,又给他们说法,尔后告诉比丘说:“比丘呀!禁止用梵文表达佛语!
违者得突吉罗。”
从这段话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知道,早期佛教是坚决反对使用梵语的,这大概是因为梵语是当时流行的婆罗门教的语言,佛教必定各处显示
自己和婆罗门教的差异。既然不使用梵语,那么佛教所使用的只好是
当时印度一带流行的某种或某些种“俗语”(Prakrit)。大迦叶在佛灭度此后召集五百罗汉结集佛经,其本来并没有保留下来,所以也没有
实在的凭据来告诉人们佛经的原始语言是什么。现代的学者对佛教的原始语言有很多猜想,其中比较吸引人们注意力的是印度东部的摩揭陀语和西部的巴利语。自然,因为有巴利文大藏经的存有,忧如后一派的支持者很多。
既然佛教的原始语言不是梵语,那么我们今天用经典梵语来猜想早期汉字古读就是危险的。事实上季羡林在半个世纪前就曾指出,汉魏六朝的佛典译音其实不是来自梵语,而是来自吐火罗语和巴利语。(注:
季羡林:《浮屠与佛》,《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上册,1948年;《论梵文td的音译》,《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论文集》文学院第五种,1948年。)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季先生这两篇优异的论文几乎没能在汉语音韵学界引起反响,只有俞敏先生在上世纪
年代末谈论了相关的问题,(注:俞敏:《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
《中国语文学论文选》,东京:光生馆,1984年。)但是他的建议是:“汉经除支谦译文里有时显露些巴利文印迹外,别位大概都是纯用梵
本的。至于有和梵文不合的,里头有些是中亚方言。”
若是不是零星地摘引,而是亲手整理过成套的佛典译音资料,那么每一个人都会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即初唐今后新出现的音译词一般都能和梵文形成严格的对应,而那以前的音译词则否则,在其中我们常会遇到汉语和梵文不合的地方。这些不合的地方有一些确实是能够用巴利文来讲解的,比方汉译“般若”不合于梵文(唐译“波罗枳娘”)而
合于巴利文,汉译“塔”不合于梵文stūpa(唐译“sū@②堵波”)而合于巴利文thūpa,等等。也有些词用巴利文只好讲解其中的一两个音节,比方汉译“目犍连”,相对应的梵文是maudgalyyana,巴利文
是moggallna,“目”不合于梵文maud而合于巴利文mog,但“连”却不合于巴利文ln,反与梵文lyyan周边,依对音常例,“目犍连”
的原型似应是*moggalyna。又如汉译“比丘”,相对应的梵文是bhiku,巴利文是bhikkhu,“丘”不合于梵文ku(唐译“刍”)而合于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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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khu,但“比”却与梵文、巴利文都不合,依对音常例,“比丘”的原型似应是*pikhu。还有些词显然地用梵文和巴利文都不可以够讲解,其
中最出名的就是汉译的“和上”(和尚),它既不合于梵文的updhyya,也不合于巴利文的upajjhya,慧琳《所有经音义》卷二十二认为它来
自于阗疏勒语的“鹘社”(khosha),但是我们却无法讲解于阗疏勒语的两个清辅音为什么在汉译中变成了浊辅音——依对音常例,“和上”(鹘社、和shé@③)的原型似应是*ghoja也许*vaja。
看来早期汉译佛经的原语问题不是简单地用“巴利语”就能圆满回答的,季羡林先生提出的吐火罗语假设也还嫌凭据不足。自然,佛经结集时使用的语言是一回事情,早期僧侣译经所据文本的语言是另一回事情。中国佛教史料中有一种建议认为,最初的佛经本源是中亚的大月氏国。据传最早译成汉文的佛经是《四十二章经》,其序言说:
(注:原序不署年代。马伯乐1910年在BulletindeL''''Ecole撰文,认为其撰写年代在公元2世纪至5世纪之间。参看冯承钧译《汉明帝
感梦遣使求经事译证》,载《西域南海史地考据译丛》四编,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20页。)
昔汉孝明皇帝夜梦见神人,身体有金色,顶有日光,飞在殿前,意中欣然甚悦之。明日问群臣:“此为什么神也?”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轻举能飞,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即遣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支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在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于是道法流布,各处修立佛寺,远人伏化,愿为臣妾者不可以称数。
持平立论,《四十二章经序》记录的这条听闻不是特别可靠的,因为我们最少知道张骞(?—前114年)通西域出使大月氏国一事早于汉明帝夜梦金人近二百年。但是,假设张骞、秦景携回佛经是假,而某些佛经由大月氏转而传入东土是真,(注:《魏书》卷三十五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秦景宪与秦景很可能为同一人。)那么结合地理地址考虑,处在西天行程间的大月氏国应该是西部俗语流行区。因为资料的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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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此刻还不可以够认识到大月氏语言的详细情况,何况从情理上讲,我们似也不可以够假设来自不同样国家的早期译经师们讲的都是同一种语言的同一种方言。但是,我们若是从研究的可行性考虑,不得不勉强把早期译经师的语言综合为一个整体的话,那么也许能够大概看出,汉译佛经的原语和经典梵语之间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的规律性差异:
(注:更多的例子见季羡林《论梵文的音译》。产生这种对应的原因是梵文的在巴利文里写作,而汉语的l(来母字)乃是据巴利文翻译的。)
(注:蒲立本在《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俞敏先生在《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里都谈论过y和的关系问题,认为产生这种对应的原因是
梵文在两个元音之间浊化成了,故而读音和汉语喻母四等的yj周边。)
汉译佛经位于词首的bi(pí@①)对应于梵语的vi或vai。比方“pí@①婆尸”对应于、“pí@①舍耶”对应于vijaya、“pí@①耶离”对应于、“pí@①佛略”对应于vaipulya,等等。
汉译佛经位于词首的清塞音对应于梵语相对应部位的浊塞音。比方“迦”(*ka)对应于ga(迦耶:gaja)、“拘”(*ku)对应于gu(拘那罗陀:)、“波”(*pa)对应于bha(波檀陀:bhadanta)、
“比”(*pi)对应于bhi(比丘:),等等。
汉译佛经位于词中两个元音之间的浊塞音对应于梵语相对应部位的清塞音。比方“伽”(*ga)对应于ka(shé@③多伽:)、“竭”(*gat)对应于kar(摩竭:makara)、“陀”(*da)对应于ta
(阿弥陀:amita)、“提”(*di)对应于ti(波罗提:prati)、“婆”(*ba)对应于(优婆塞:)、“pí@①”(*bi)对应于pi(迦pí@①罗卫:kapilavastu),等等。(注:这种现象自然也能够讲解为本来的清辅音受两边元音的影响而发生了浊化。)
汉译佛经位于词中两个元音之间的v(匣、云母)对应于梵语的p。(注:传统的研究成就已经告诉我们,上古汉语的匣母和云母(喻母
三等)是不分的,它们在当时的实质读音都是,用在合口字中与梵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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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w周边。)比方“和”(*va)对应于(伛和:)、“洹”(*van)对应于pan(须陀洹:)、“越”(*vat)对应于pat(檀越:)、“卫”(*vat)对应于pat(分卫:),等等。
限于原始资料和个人学识的困穷,我不敢保证以上六个方面已经概括了汉译佛经语言中的所有现象。事实上我们在解析详细的对音词时所遇到的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面对这种未知的古老方言时也常有隔雾看花之感。但即使这样,我依旧相信,只要我们确实掌握住其中的主流趋势,再参证传统音韵学的研究成就,利用番汉对音来推测在那以前八百年的上古汉语也不是全然不可以能的。
二
俞敏先生在《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里把梵汉对音比作***蛇混淆的万里长河,这意味着每个研究者在挖掘资料时必定加倍谨慎,否则他捡到的很可能就是泥沙。我们所说的谨慎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必定在尽可能穷尽原始资料的情况下概括出宽泛的规律,而不应该只优选其中吻合自己预期的个别现象去做文章;其二是必定利用传统的研究成就来考据自己的初步结论并为此间的差异追求合理的讲解,而不应该以出奇异为目的,轻易拿自己想象出来的结论去否认传统。在这方面,俞敏先生以自己的实践为我们做出了模范,对照之下,蒲立本在论证上古汉语时所采纳的番汉对音资料诚然屡经当前中国学者转引,但其中的疑点却实在很多。
我们从人们为上古汉语一部分去声字构拟的韵尾-s说起。自从欧德利古尔据越南语提出上古去声-s韵尾的假设此后,(注:
,Del''''originedestonsenVietnamien,JournalAsiatique242,《越南语声调的起源》,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编《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第7集。)人们又在藏文中看到了同类现象的影子,这自然无可非议,但是我们在此想重申的是,蒲立本为证明汉语-s韵尾在后汉时代依旧存有而举出的一些番汉对音例子倒是大有问题的。以和去声“卫”字相关的对音为例,蒲立本列出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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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立本“连诵”的旧例。)比方凭经验就能够判断,“阿”能译as,等等。
舍卫=
迦维罗卫=kapilavastu(注:除这两个词外,在《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中译本第131叶上还列出了一个“首陀卫”,注的梵文形式是,我没能查到出处,只好置之无论。按即“净居天”,据玄应《所有经
音义》卷十九,该词音译能够是“首陀娑婆”(末二字疑误倒)、
“私陀”等。)
蒲立本认为“卫”在这两个词里的对音是vas,但他却没能尽可能多地采集汉译佛经中的规律性译例以回答这样的问题:在早期佛经中,
凡是去声字都用来译-s么?也许反过来说,凡是译-s的都是去声字么?
别的,“卫”译vas还能够获取经典梵语之外的佐证么?
就资料的数量来说,早期佛经中去声字不译-s的比译-s的多得多,比方“致”相当于ti(三跋致:sampatti)、“度”相当于、“谛”相当于te(揭谛:gate)、“蔽”相当于pi(尼罗蔽茶:),等等。(注:与之形成鲜亮比较的是入声字。早期汉译词中只要出现入声字,
相对应的番语词的相对应地址上必有一个辅音(p、t、k,也能够是b、d、g、、c、j等),这条规则没有例外,所以能够作为古入声字都带
塞音韵尾的铁证。)在-s前面出现的平声字也比去声字多得多,(注:潘悟云曾正确地指出,蒲立本所举关于韵尾-s的对音例中有的有“骑墙之嫌”,如“贵霜”(kushan)的sh蒲氏既算作“霜”的声母,又算作“贵”的韵尾(见所著《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教育初版社,
2000年,第156页)。为谈论问题方便起见,本文以下的举证仍沿用
(*a)不可以
事实上若是考虑到佛经原始语言(Prakrit)的情况,我们也许就不会掉进这个经典梵语的骗局了。按巴利文规则,位于音节开头的复辅音
st-要变成tt-,所以梵文的在巴利文是,梵文的kapilavastu在巴利文是kapilavattu。以此考虑,我们应该相信“舍卫”和“迦维罗卫”的“卫”实质上对应的是巴利文的vat(-t)而不是梵文的vas(-t)。“舍卫”旧又译“舍婆提”(*a-ba-di)或“尸罗跋提”(*i-la-b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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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迦维罗卫”旧又译“迦维罗越”或“迦维罗阅”(*ka-vi-la-vat),都指向巴利文的读法,也就是说,平声字“婆”和入声字
“跋”、“越”、“阅”都表示词中并没有一个充当“去声韵尾”的-s。再多看几个梵汉对音的例子:译作“分卫”,其中“卫”(*vat)相当于pt;dnapati译作“檀越”,其中“越”(*vat)相当于pat;uddhodana译作“阅头檀”,其中“阅”(*vat)相当于ud——这里面哪里有“韵尾-s”呢?所以我们能够有绝对的掌握说,“卫”在
佛经中实质代表的是vat,蒲立本及今后学者构拟的-s是不可以够在梵汉对音中获取证明的。
使用近似的思路我们再考虑一下人们为上古以母(喻母四等)构拟的l-。自蒲立本提出上古以母凑近于也许l的假设此后,人们又在藏文和古越南语中见到了同类现象的影子,而对以母古读的构拟也逐渐趋
向于l-。(注:这方面的详细介绍见丁邦新、孙宏开主编的《汉藏语
同源词研究(一)》,广西民族初版社,2000年,第226页以下。)
但是,人们在阐述中递相征引的番汉对音凭据只有一条,相关的对音
字也只有一个“弋”:
乌弋山离=Alexandria
人们认为“弋”在这个词里的对音是lek,甚至有人据此单文孤证宣称汉代的以母字都念l-。为了检验这个译例,我们到早期的佛经对音里去看一看。
能够确定的是,佛经对音里所有的l-都是用来母字对译的,并没有一例用以母字译l-。如上所述,比较常有的情况是以母相当于梵文的或
j-,除此之外也还有一些用以母字译y-的例子,如“由”(*yu)相当于yu(那由他:nayuta)也许相当于yo(由延:yojana)、“耶”相当于ya(pí@①舍耶:vijaya),等等。确实,佛经对音中以母字的用法
略显凌乱,不易从音理上逐一讲解清楚,但是我们看到所有的译例(、
j、y)都表示着它是一个舌面音,它最有可能是y-,即使不是y-,也必然与作为舌尖中音的l-差得很远。详细到“乌弋山离”,我感觉把它认作Alexandria的译名其实不安妥。第一,人们大概都相信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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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an)对译的是sand,诚然汉译省略了n后边的d,这其实不是全然无据可援,(注:比较晚近的例子如Samarkand译“撒马耳干”,Tashkend译“塔什干”,词尾的-d都被省略了。)但以译s在当时毕竟极其少见。“山”的译音既不可以靠,“弋”的译音更不可以解。我们
知道,汉语以母(弋)在中古时期读y-j-是无需思疑的,而在上古时期,确实地说是在大批造出汉字的前上古汉语(Pre-ArchaicChinese)时期,它频频地和定母字(*d-)出现谐声关系也无需思疑。依照语言学知识,d>y的演化是正常的,而d>l>y的演化就不大正常了。即使l-假说的提出者和支持者费了很大的力气要把这种演化讲解得吻合音
理,但我依旧认为,音理讲解无论多么圆满,其价值也比不上文件的直接证明。辛辛苦苦思虑了很多年,一旦有新的文物出土,以前的猜想全被推翻,发生在名家身上的此类事例我们见得太多了。
查《后汉书·西域传》,我们还能够找到一个带“弋”字的译名——粟弋,这就是《周书》里说的“粟特国”。从“特”(*d)字考虑,我们能够想到“弋”在公元前2世纪西域初通时的声母必是d-,全词依对音常例大概是*sugdak,恰合于突厥“阙特勤碑”铭文的soзdak。粟特文件称自己为sugd、波斯铭文称之为sugude、希罗多德《历史》称之为suguda,(注:更多的词形见黄振华《粟特文》,中公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公民族古文字》,天津古籍初版社,1987年。)无不表示“弋”字的古声母是d-,甚至现代英法诸文字的Sogdiana也可为此供应佐证。例外的现象只有《大唐西域记》中记录的“sū@②
利”,这忧如是巴列维语sulih的对音,但是这个译名出现的年代太晚,大概谁也不会相信以母的“弋”在唐代还读lik。(注:参看冯承钧《关于西域语之谈论——冯子衡致方欣安书》,《西域南海史地考
证译丛》)八编,商务印书馆,1962年。)结合梵汉对音的情况来看,
我们显然应该支持传统的结论,认为后汉三国时期的以母y-是从三四百年前的d-变来的,而构不可以对音规律的、没有其他资料支持的“乌弋山离”不可以够用为上古汉语以母读l-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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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弋山离”这个译名能够把我们的思路带入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在使用这条资料前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下,《汉书·西域传》里的乌弋山离真的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个亚历山大城么?
现代英语中的Alexandria一般用以指非洲北部的那座亚历山大古城,
这座城的原址已于上世纪下半叶在埃及水下发现,而《汉书》所记的乌弋山离则在条支(叙利亚)以东,大概位于今天的伊朗南部,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相距遥远,其非一地自属无疑。自然,地址不同样不见得使用的名称必然不同样,事实上我们也不完好否认它可能和古代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东征时所建的亚历山大城相关,但是古书所载的乌弋山离和亚历山大的异称却使我们今天很难把它们混同起来。《汉书》乌弋山离在《魏略·西戎传》简称为“乌弋”,《魏略》又说“乌弋一
名排特”。(注:沙畹在1905年的T''''oungPao上解析了这则史料,未敢必然乌弋山离为Alexandria的译音。见冯承钧译《魏略西戎传笺
注》,《西域南海史地考据译丛》七编,第52页。)我不知道“排特”
的原型是什么,但它不是“乌弋山离”的译音则是能够必然的。至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史记》写成“犁轩”,《汉书》写成“犁qián@⑤”,《后汉书》写成“犁犍”,和“乌弋山离”迥然有别。伯
希和对这个古城考订精审,惟断“犁qián@⑤”即为Alexandria
的译音,在语音学上难以讲通。事实上正如伯希和所指出的,独一一个在地理和语音上都合于埃及亚历山大城的是《那先比丘经》中的“阿荔散”,(注:伯希和:《犁qián@⑤为埃及亚历山大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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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承钧译文,载《西域南海史地考据译丛》七编,第34页。)只但是
细究“阿荔散”(a-le-san)的对音,与其说它近于英语的Alexandri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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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如说它近于后代意大利语的Alessandra。总来说之,与Alexandria完好吻合的译名我们到此刻忧如在早期汉文典籍中还没有找到。
除“乌弋山离”之外,“jì@⑥宾”这个译名也有同样的问题。自蒲立本今后,人们凡是认为“jì@⑥宾”是Kashmir(克什米尔)的对音,并以“jì@⑥”译kash来作为古去声字带-s韵尾的凭据。第一我感觉,人们引及的Kashmir只但是是个现代英语形式,若依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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