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如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五四”时期以来,走上新文学道路的中国文人敏锐地意识到翻译文学对汉文学发展的重要性,从而掀起了我国自晋末、隋唐之后的又一次翻译浪潮。与前一次不同的是,晋末至隋唐的翻译几乎是佛典翻译,而“五四”开始的翻译则直接指向了文学。在对异国文学的翻译中,毗邻的俄罗斯作品译介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正是鲁迅第一个充当了盗取俄罗斯文学之火的“普罗米修斯”。他早期所作的《摩罗诗力说》便重点介绍了普希金和莱蒙托夫。1909年,鲁迅在和周作人合作译印的《域外小说集》中,又翻译了俄国作家安特来夫和迦尔洵的作品;1921年,他翻译了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特别是果戈理的《死魂灵》,堪称鲁迅的翻译绝笔。选择俄罗斯文学,不仅是因为鲁迅认为俄罗斯文学可以成为中国人认识自己社会的一个参照;更为重要的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还建立在改造传统汉语(文言文),促使汉语现代化(白话文),以便让中国人能拥有一种新型的语言之上。但可惜的是,“五四”造就的翻译家们却很少给自己提出将19世纪以来便在世界文化中处于耀眼位置的“俄罗斯理念”作为自己的翻译鹄的。
在哲学家兼诗人索洛维约夫的阐述中,“俄罗斯理念”包涵有俄罗斯思想中的虔敬、博爱以及对苦难的崇敬。不论在俄罗斯平民阶层,还是在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里,都无不渗透着这个民族苦难本性中的宗教性和神学传统。这种宗教性与神学传统与西方的基督教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也正因如此,当俄罗斯的苦难崇敬在和西方的基督精神发生碰撞之后,面对价值信念的重审,基督虔敬成为了俄罗斯理念的首要特质。特别是发端于西欧的近代理性
―科学精神在19世纪初东进之后,西欧的新兴文化营养催促了俄罗斯文化的繁荣,同时也造成了俄罗斯文化的混乱,各种思想在不断发生碰撞,促使种种新的思想得以萌发。它率先占领的领域便是文学和艺术。寻求基督信仰的个体化言说成为了俄罗斯文学的独特现象。
第一个借助文学来突出宗教/信仰在人生中意义的便是被鲁迅翻译过的果戈理。只是充满“一个也不饶恕”气质的鲁迅不可能接受果戈理的宗教/信仰阐释。当年仅27岁的果戈理发现美学原则与道德原则存在严重分歧之际,爆发的精神危机便促使他重新审视普希金提出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其结果便是他渴望为没有基础的艺术找到一个基础。这个基础便是宗教/信仰。在1847年发表的《与友人书简选》中,果戈理全面阐述了他对宗教/信仰的看法。在他看来,宗教/信仰不仅是人生中最重要的问题,更是每一个个体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尽管他的这一看法遭到了当时左派知识分子、尤其是别林斯基的严厉谴责(这一谴责在汉学界至今仍有盖棺定论似的认同),但事实是,俄罗斯思想的发展却正是沿着果戈理的道路得以推进。基督受难的特殊形象占据了俄罗斯文学的核心位置,充满苦难与担当的宗教/个体言说构成了俄罗斯文学的最主要特征。在这方面,继承果戈理传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是其中出类拔萃的代表。
像是一种巧合,陀思妥耶夫斯基步入文坛的成名作品便是连篇名也充满个体受难意味的《穷人》,也就是从这部小说开始,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了他一生都在走向圣经和走向基督的哲学旅程。走向圣经,意味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确认其是真理的来源;走向基督,则意味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绝不回避生活中的悲剧,也绝不回避存在的深渊。对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