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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朱寿桐先生将“汉语”这种语言形态视为“汉语新文学”的主要构成性要素,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当他以此作为否定“国族意识”在学科分类中的作用,并对现行学科分类的意义做了近似笼统的否定。甚至将“五四”文学革命也仅仅归结为白话文变革的时候,就令人难以苟同了。这里有一个“汉语”与“新文学”的关系问题。也有一个“国族意识”与“文化共同体意识”的关系问题。
“汉语新文学”的主词是“文学”,而不是“汉语”,“汉语新文学”的理论基础应放在文学观上,而不应放在语言观上。同样,“国族意识”构不成文学创作的主导意识。“汉语新文学”可以超越“国族意识”。却不能超越“文化共同体意识”。“文化的华文文学”概念将海外华文文学视为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可以弥补“汉语新文学”论证过程中的某些不足。“汉语新文学”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找回中华文学的统一性的努力,但这种努力是不可能通过对原来的分类方式的否定采实现的。我们必须在“汉语新文学”这个整体性学术概念的基础上加强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合作与交流。避免将中国大陆文学研究者单方面建构起的“汉语新文学”就视为这个学术概念的真实无误的内涵,以使“汉语新文学”不但在形式上,也在文化内涵上成为一个动态的、协调发展的文学的乃至文化的共同体。
关键词:新国学汉语新文学华文文学整体文学观文化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8-0134-09
一、从“新国学”出发,论证“汉语新文学”的合理性及其价值和意义
“国学”这个概念是在西方文化输入中国,为了将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区分开来而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它以自己的方式将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所产生并发展的全部高雅的文化及其研究成果涵盖于自己的内部,以显示中国古代学术与西方学术在整体上的不同,这是对中国古代文化及其研究成果的一种综合形式,也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继续深入发展奠定了思想的基础。“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许多成果,包括胡适、顾颉刚等在新文化运动中登上学术舞台的知识分子的中国古代文化研究成果,仍然是依托在这个学术概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49年之后,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指导思想,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体架构。包括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全部学术活动都是被纳入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来进行的,所以“国学”这个学术概念也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被大陆学术界所放弃。
“国学”这个学术概念在中国大陆重新出现,是在时隔三十余年之后的上世纪80年代,在这时,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重新复苏并走向繁荣,在部分中国古代文化研究学者的努力下,
“国学”这个学术概念重新得到中国大陆学术界的认可和运用,并迅速成为中国大陆学术界的核心学术概念之一。
但是,当“国学”这个学术概念在中国大陆重新得到重视和运用的时候,中国的新文化也已经有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史,中国新文化及其研究成果同样成了整个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仅仅建基于中国古代文化及其研究成果的“国学”概念已经无法涵盖中国文化及其研究成果的全部,并且它越来越表现出以国家意识形态自居、一家独大、目空一切的偏执性特征。各种贬低“五四”以来新文化成果的论调也在这个概念的卵翼下相继出现。与此同时,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国的新文化传统也早已渡过了自己的革命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过程中所不能不使用的“旧文化一新文化”这种二元对立的文化模式也已经不完全适用于当前以及以后的中国文化研究的需要,将迄今为止的中国文化视为一个动态的、连续的、在积淀过程中创造、在创造过程中积淀的发展过程成为每一个中国文化研究者的中国文化观念的主要的也是必要的构成形式。面对这种变化了的学术现状,我在《新国学论纲》中提出应当重新界定“国学”这个学术概念,以使之成为真正体现中国学术整体面貌的一个学术概念,成为中国学术的一个“道”体,既将中国古代文化及其研究成果涵盖在这个整体性的概念之中,也将中国现当代文化及其研究成果涵盖于其中,成为一个动态的发展的文化结构,并为其未来的发展留下充分的空间。为了与过往“国学”这个概念相区分,我称这个重新被界定了的
“国学”为“新国学”。
在重新界定“国学”这个概念的时候,我提出了“民族语言”和“国家”这两个构成要素。从“国家”的角度看,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汉文化之外,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及其研究成果也应纳入到新的“国学”概念之中来。这里还有一个中国雅文化与俗文化的关系问题。章太炎等民国学人在建构“国学”这个概念之初,是将俗文化排斥在外的,“新国学”应当将古今俗文化及其研究成果视为中国学术的一个有机构成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