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棒棒军”和“背篼军”
这里记录的,是那些从边远山区来到城市谋生的农民,他们处于城市的底层。人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就像一块试金石,照见各种人心。一些人对他们视而不见或不屑一顾;一些人则对他们蔑视或厌恶;有学问的人把他们作为“边缘人”进行研究;有良心的人对他们施以怜悯和同情;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对他们加以关注并试图理解……无论城市怎样看待和对待他们,他们都从容地在这个陌生的世界中,创造着自己的生活。
一、从“川军”入黔到“黔军”崛起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像其他的大中城市一样,山城贵阳遭遇了外来打工的农民大军,不过百十来万人口的城市,很快就被塞得满满的。操一口川音的四川人,拿着扁担挑着箩筐,浩浩荡荡穿行在大街小巷,一路吆喝着,挖泥巴、盖房子、掏厕所、爬梯子、拉板车,五花八门,是活就干;既不挑肥拣瘦,也不漫天要价。很快,贵阳城里上至身价百万的富翁,下至收入几百元的市民家里,所有的重活、脏活、累活、苦活都让他们垄断了。贵阳人给这些打工的农民起了个雅号:“川军”。在四川和重庆本土,他们的另一个称谓:“棒棒军”。
四川土地肥沃,号称“天府之国”,但终因敌不过人口众多,在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之后,剩余劳动力就开始大举向外扩张。当初,川军刚入黔的时候,来自同一个家族或乡村的人们结伴同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团结就是力量。家乡的亲情、友情在异乡变成一种强有力的竞争优势。川军靠人海战术,农村包围城市,齐心协力,卖苦力挣钱。一时间,到处可见的川军,使那些曾被视为最“下贱”的工作,变成了激烈竞争的目标。山城贵阳的日子因此显得快乐。
川军的到来,改变着城市的面貌,也改变着传统的观念。没几年,川军迅速占领一个又一个城市,连那些不知名的小集镇,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80年代末,川军入黔达到高峰。有人做过统计,一年中,川军从贵州带走的人民币在7亿元以上。这个数字曾经使贵州的一些经济学者深感痛心,一个本来就不富裕的省份,居然流走了7亿元!人们大声疾呼“黔军”应该崛起,走出大山,到城市里来寻找发展的机会。然而那时,封闭的贵州山地上的农民,还流连在自己贫瘠的土地上苦挨苦熬。
勤劳和聪明是川军最大的本钱,也是他们所向披靡的秘诀。在成都、重庆、贵阳、昆明等西南大城市的成功实践,使川军不断成熟。他们一边劳作,一边将目光投向更远处的沿海和中原地区。渐渐地,人流朝着广东、深圳滚滚而去;再后来,又挥师东进浙江、上海,北上北京、东北。剩下的小股部队,放下背兜扁担,挑起箩筐,推起板车,开始在贵阳做起小生意:从批发商那里兑来水果、蔬菜,大街小巷串着零卖,或摆开修鞋摊,或在澡堂里给人擦背修脚,或者开起了餐馆饭店,逐步晋升到商业阶层。川军的演进终于将进军贵阳山城的机会留给了黔军。
黔军不像川军那样浩浩荡荡,声势显赫,他们几乎是悄无声息地潜入了贵阳。
也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每当清晨来临,太阳还没睡醒,就有一些包着帕子、穿着百褶裙、缀着大耳环、扎着绑腿的个子小小的少数民族妇女,提着硕大的编织袋,默默地行走在晨光熹微的街道上。她们在一栋栋居民楼的垃圾道翻拣,在街道两旁的果皮箱中搜索。等到人们上班时,她们早已背着鼓鼓囊囊的大编织袋回到住地分拣收获。到了中午,她们又再次出行,搜索垃圾。这些女人大多数来自被称为“歪梳苗”和“打铁苗”的两个苗族支系。几年时间里,拾荒的人数不断增加。渐渐地,在贵阳市的几座大型垃圾填埋场附近,出现了许多棚屋区,聚集起一些以捡垃圾谋生的群体,这座城市里多了一种被人们称为“拣渣渣”的以拾荒为业的人群。再后来,一支被称为“尖尖苗”的妇女也进入了城市。尖尖苗举家进城从事的不是拾荒,而是拉着板车沿街卖煤巴,那时,贵阳市还有相当一些居民使用煤炭做燃料。别小看了这些女人,正是她们,拉开了黔军入城的序幕,跟在她们后面陆续来到的,是高原上的其他一些少数民族。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黔西北高原山区的农民坐不住了,他们成群结队涌入贵阳,大街小巷到处可见背着背兜满街游走的人群。他们帮人抬泥巴,背东西,搬运货物,成为继川军之后第二支大规模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劳动群体。贵阳人称他们为“背兜军”。这时期,贵州省开始大规模的道路交通建设和城市建设,“背兜军”顺利接过川军的接力棒,开始了在城市中的创业生涯。
黔军大多生活在地理条件和生活条件艰难的高原喀斯特山区。打开地图就会看到,这些地方万山耸峙,石峰连绵,景色壮丽而土地贫瘠,是贵州人口密集程度较高而人均占有耕地面积最少的地区,也是数量众多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以织金县为例,
365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70多万人口,平均1平方公里土地需要养活200多人,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已经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高速发展的城市,就成了山地人的希望之都。
古老的山地与现代城市有着天壤之别,对于黔军来说,城市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