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思想评论对钱永祥先生“中国问题”的评论
秋风
钱永祥先的文章我只读到有限的几篇,但即使不是篇篇珠玑生的话,起码也能给人带来很多新问题。最近《“我是谁?”:台湾自由主义的身份危机》的一篇访谈录引起了颇大的影响。本文拟对此做一些评论。
我觉得,大陆学界在探讨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的时候,对50年代以后中国自由主义在台湾的延续基本未加以注意,钱先生用简短的篇幅让我们了解了台湾自由主义的源流兴替。尤其是对台湾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揭示,令我们对当代台湾问题有更深一层理解。
中间一段解释台湾自由主义者在民主化之后无话可说的窘况,并指出中“国的自由主义,从五四到今天,都在这个问题上缺乏反省,包括中国大陆今天的自由主义。你站的立场太小了、太窄了、太以眼前的问题为考量点、太实用主义了”,这句话可谓振聋发聩。恰好4月28日晚上我听了参加国际政治哲学大会的中文代表的一个小型讨论会,其中就涉及到这个问题,大家热烈地讨论中国问题,有人甚至提出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
我觉得这里面可能就有很大的问题。实用主义实在是中国学术的一大传统,所谓的继承发展、所谓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当然要包括所谓中国特色之类的口号,正是这种急功近利的典型表现。我们以为面对众多学术资源,我可以这儿拿一点,那儿取一点,然后就可以解决我们眼中的所谓中国问题。
然而事情果真是如此简单吗?如果没有充分的学术积累,如果没有完善的思维训练,我们如何发现真正的问题?我们众口一词所讨论的所谓“中国问题”,果真是中国的问题?脱离了学术思想演变的统系而孤立地使用其某种分析工具和概念,能够解决问题吗?就人文、社会学问而言,任何一种学术、思想背后都有某种价值在支撑,如果我们抛弃这种价值信仰而只是以我所需任意取舍,我们恐怕既得不到学术,也得不到思想,更发现不了问题,遑论解决问题了。不过有趣的是,中国问题恰恰是钱先生引发出来的,尽管他的说法比之大陆有些学人也理性得多,但其中仍有若干值得商榷之处。
回到钱先生的文章,沿着上面一段的想法,我觉得我可以部分地解释钱先生所说的台湾自由主义在民主化之后手足无措、而西方尽管已经建立了数百年自由制度而自由主义学说仍层出不穷的现象。对于西方自由主义学人来说,自由乃是一种普适的信仰、一种坚定的信念,而不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工具,一种解决西方问题的具有西方特色理论,而且他们相信信仰需要获得知识的支撑,才能获得坚实的基础,因此,他们发展出种种理论来论证自由的可能性和限度,他们正是根据自己独立的信仰和坚实的知识,来面对社会现实的,他们要求社会按照他们的信仰和逻辑运转,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社会的问题然后给出某个似是而非的答案。问题本身是我从自己的信仰和知识谱系中发现的,并且我所给出的只是我自己的解答。只有与社会保持距离
,才能批判社会。而台湾,或者是中国现代思想谱系中的知识分子,却几乎都是把自由主义当作是某种可以随意伸缩、任意取舍、为我所用的政策工具,当然用完之后,或者是只要发现不合我用,也就弃若敝屣,转而寻求更犀利的工具,更有煽动力的话语体系。自身既无信仰之根基,则随流俗之回转而俯仰进退自如,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历来的实用人格精神实质,表现在知识上,正是所谓的特色理论。
大陆自由主义者能够避免台湾自由主义者的覆辙吗?我不乐观。我们看到的正是无数实用主义的政策方案,而鲜见知识的积累和学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