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治国的主体和依法治国
王瑞起
《德里宣言》确认,“法治是一个能动的概念”①,治国的主体作用反映人之于国家客体的能动性,主体既受观念的制约,客体又反作用于主体。本文组织厂三个部分以完成上述的辩证命题: (一)人治和法治治国主体的区别;(二)主体和权利的关系;(三)国家法律机制的健全和完善。
封建思想文化的本质是异化人,所谓异化人,即人的价值客体化,泯灭人的主体人格。乍看起来,悠久而灿烂的民族传统思想文化远非象现代理性所评判的这样惨无人道,相反,往往却是声情并茂,娓娓动听,字里行间充满人性的魅力。法国《人权宣言》的创作卜匠曾为之折腰,并俯拾其片句而措《宣言》间。至今,封建异化人的治国主体观仍然占有广泛的文化市场,严重地束缚着我们走向依法治国的康庄大道。
本来为人民服务的公仆观,体现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最后才飞自解放自己的神圣使命,但是,神州大地——度弹起一首“为人民服务”的东方宗法牧歌——“父母官”:“牧令民称父母,何也,盖因其有教养之责,与民休戚相关,故称其父母。使其顾名思义,常有惠爱之心,为牧令者,当以目前之赤子,如膝下之儿孙”②。
“父母官”的重拾绝非措词的巧合,而是封建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诠释,将之同干部“拜把子”的现象联系到一起,这种观念的封建本质便昭然若揭。“父母”在逻辑上与“作主”一致,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古代婚姻制度,在治国观上,则为“当宫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种红薯”,电视剧《苍天在上》勿庸再提,以《黑脸》为例,《文摘报》说:“剧中群众演员有许多曾目睹姜瑞峰疾恶如仇、为民作主、严惩乡霸的人,因此演来格外真实感人”③,确实,我们太匮乏刚直不阿、执法如山的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曾经说过: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但依法治国就是改变现实,否则,“青天”便无可指责。“为民作主”本质上属于封建治国主体观,百姓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而是靠手握尚方宝剑的“青天”。50多年前,毛泽东在与黄炎培进行的“窑中对”中认为,共产党找到了避免“周期率”的新路——民主。唯有治国的主体是人民(即民主),依法治国才会动真格的。现在,不少案件中的百姓颠沛流离,甚至告白飞’少年头,即便后来得遇“青天”而正义大彰,百姓拍手称快,但法治的职权法定原则形同虚设,可谓不幸之大幸,幸之大不幸!
“为民作主”的治国主体观滥觞于周代,《尚书·多方》日:“天唯时求民主”,治国是“肉食者谋之”的“专利”,孔子有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老百姓最好少说废话,“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然而,儒家又惯于给百姓戴高帽,“民听自我天听,民视自我天视”,上帝都倾听人民的呼声,封建正统的治国理论把“民贵”、“民本”捧得高人云端,贵则贵矣,本乎本兮,终不是治国的主体,而是实在的被治对象。《管子》中有《牧民》一篇,治民、牧民、治人的陈词2幽在封建的经典中触目皆是。1998年河北省公务员考试的命题教授们汲取古文化菁华,作文题日:“正己与治人”,治人蕴含着浓重的封建糟粕,儒家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法家(钦定法治终是人治)更是治人的行家里手,《商君书·算地》:“圣人之治也,多禁以止能,任力以穷诈”,《韩非·外储说左上》:“明主之牧臣也,说在畜乌”。《文摘报》报道一乡派出所所长认为,
“现在老百姓不好管了,上边不许打人。”这位所长大人的逻辑无非是,上边允许打人,老百姓就好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