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旅美作家向往的生活
舒国治是个闲人,闲得特别显眼。舒国治已64岁了,一生只上过几个月的班。31岁时,他去了美国,却开着一辆二手雪佛兰,走了44个州,整整七年,他游荡在现代文明之外。
回台北后,舒国治突然成了专栏作家,但每周最多两篇,绝不多写。在他看来,所谓理想的生活就是:“每一天内将一段时间贡献给睡觉,保证午饭和晚饭两餐,让睡觉和吃饭成为一天中的主体,其他时间再慢慢填塞,如果填塞的还满意,这就比较理想。”
在古人看来,“富贵闲人”是一种不错的活法,舒国治则又向前推了一步:在这个太繁忙的时代中,做个“穷闲人”也挺好。
恰如舒国治所说:“我不敢说会过日子。如果懂得教自己不干活,只努力东游西逛,再加上东吃西吃,便是过日子,我个人不敢苟同。同时我也不是这样的人。然干活不意味拼命工作赚钱,人应该工作,但不需要拼命,更不应拼命为了赚钱。”
舒国治总说自己不聪明、特别糊涂,其实,这世上并无几人能比他活得更明白。
曾想当空军飞行员
检察风云:您是如何走上这条人生道路的?您小时候就有这样的理想吗?
舒国治:上学时,每个小孩子都被要求写这样的文章――《我的理想》,记得我当时写的是想当空军飞行员,日本飞机来轰炸时,我去把它们打下来。现在看,那其实不是理想。同学中有的写要当科学家,有的写要当南丁格尔,其实后来大家也都没实现。其实每个人心中的追求是相同的,就是过不受羁绊的生活。
我比较幸运,我父母生我时已经很老了,加起来110多岁,到我开始写作时,他们已经不在了。他们自己也不太懂社会的发展方向,所以也没想过我的将来。我成为现在这样,与我来自一个对我没那么多要求的家庭有关。
检察风云:如果父母给您更多规划与教导,您的人生会不会更顺利一点?
舒国治:父母规划孩子的未来,固然是一种养成,但也会因此限制一个人的发展。如果我的父母很懂现代社会的运转规则,他们就会逼着我去学法律、政治之类,然后去国外留学,再回台湾,那是马英九、蔡英文他们走的那条路。我读书还可以,但高考不成功,只好去学电影,在当时台湾,只有考得很差的人才走这条路,比如李安。
从不追求与众不同
检察风云:您不觉得,与众不同是件很痛苦的事吗?
舒国治:我并不追求与众不同。上高中时,我涣散却不惹事,所以教官没有盯上我。上大学时,正值嬉皮文化风靡全球,当时世界各地的青年人都留长发、穿花衬衣、扛录音机、戴蛤蟆镜,走路很招摇。20世纪80年代,大陆也是这样,如果今天看到了,大家一定会说:“这几个孙子,怎么这么走路。”但当时大家觉得这很“拽”,但警察对此很反感,我一个同学被警察抓到了,放回来时,头发被剪得像狗啃的一样。当时台湾处在半戒严状态,军警教合一,学生像当兵的一样被管教。我当时可能也是嬉皮士的那副德行,但我不太过分,也没被逮到过。
检察风云:大学毕业后,您为何不像别人那样去职场打拼呢?
舒国治:其实我也和大家一样,想去找个工作,靠做广告、做编剧、做编辑去生活,但我最终没去,我想试试看,能否按自己的方法生活。
我一生没明确方向,也没被诱导去建立自己的方向,30岁刚出头时去了美国。当时也没有一个整体的流浪计划,就是偶然机会,让我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慢慢走。混了几年,一事无成,也没有什么积累。
占住自己的山头
检察风云:作为专栏作家,您平时不需要和编辑们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