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样板戏”一词源于《人民日报》1967年5月31日的评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而被确定为样板戏的文艺作品只有8个,它们是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后来陆续出现的京剧《平原作战》、《龙江颂》等9部作品,不在“样板戏”之列,而被称为“样板作品”。
从内容上看,“8”个样板戏和“9”个样板作品有区别,但“8”个与“9”个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产生年代接近,作品风格特征相同,加之学术界在研究样板戏时亦有将样板作品相提并论的做法。
从年代上看,样板戏资料应限于1966年5月前后,至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为止的10年间产生的有关资料。那么1976年10月以后产生的有关文字、图片、曲谱、音像制品等等,不属于“文革”遗物,而属于样板戏的衍生产品。从样板戏收藏这一概念来说,就不应只限于这10年间产生的物品。
同时为了学术研究对原始资料收集利用的需要,更应扩大范围、拓宽领域。更何况“文革”后产生的有关物品,也较有收藏研究价值。更值得注意的是,样板戏在成为样板之前,有的作品已有“前身”。如《沙家浜》的前身是沪剧《芦荡火种》、《红灯记》的前身是电影《革命自有后来人》,《海港》的前身是淮剧《海港的早晨》等。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收藏的视线和触角延伸到样板戏产生的历史背景上,那么可以追溯到上世纪40年代延安“戏改”(戏剧改革)运动(歌剧《白毛女》即为延安时期首创)和上世纪50年代的全国性现代戏创作,直至样板戏产生、传播的全过程。所以,样板戏是中共为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个持续努力的高潮。毛泽东逝世和江青被捕后,这个运动就嘎然而止。今天,才子佳人、帝王将相再度成为文艺舞台和电视荧屏的主旋律,积极向上的战斗生活被“三破一苦”的悲观压抑的家庭生活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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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与发展
它们的酝酿、创作成型较早,最终修改定型并定于一尊则是在江青发表《谈京剧改革》后的1964年~1966年间。江青曾组织、参与、经手过这些作品的改编、排练等后期加工的部分工作,于是被打上了“江记”标志。1967年5月23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那天,样板戏在北京各剧场同时上演。毛泽东先后多次率政治局成员出席观看,以此给予强劲的政治支持。江青进入中央文革小组并由此活跃于中央政治舞台核心,均与此有关。
  
其后又陆续加上的京剧《龙江颂》、《平原作战》、《磐石湾》、《红色娘子军》、《杜鹃山》,芭蕾舞剧《沂蒙颂》及《草原儿女》,钢琴伴唱《红灯记》等,也得以跻身样板戏之列。
由于这些作品描写的都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武装斗争和经济建设的现代生活,被赋予了更积极的政治意义:被纳入了与所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舞台相对立的革命文艺路线,被当作批判刘少奇、周扬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论据和武器,被奉为工农兵占领文艺舞台、实行文化革命的典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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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和传播
它们在运用传统和外国艺术形式表现中国现代生活方面确实摸索出了一些经验。如,借鉴话剧舞台美术形式,用西洋绘画的写实布景、道具、服装,改变了传统京剧重写意、象征的假定性特征;有层次的成套唱腔,妥善处理声与情、流派与人物、韵味与形象三方面的关系;以交响化乐队作为京剧的伴奏,艺术上精益求精的精雕细刻,有可取之处。但也有杂凑生硬的问题,违反艺术样式固有特点,写实布景削弱了想象空间,表演上过分强调体验人物与贴近生活,交响化伴奏使程序化唱腔变成了“京歌”,用指挥替代鼓板以整合文武场,概念化的阙失。而从它们的创作中,总结、归纳出的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人物的根本任务,三突出创作原则等,却被硬性确立为所有创作都必须遵循的经典规范。有学者指出,三突出塑造的高大全英雄呼唤的个人崇拜,蕴涵着文革的精神基因。但也有人对此质疑:好莱坞普遍流行的英雄主义创作手法何尝不是如此?难道好莱坞也是文革精神的基因? 这种突出主要人物和英雄人物的手法其实是世界上多数民族的审美心理需要。所有史诗性作品都是如此,可见江青对文艺创作的认识有一定的深刻性。[2]
这种树立样板的做法,还被推广到其他艺术领域——绘画里有泥塑《收租院》、油画《毛主席去安源》,语录歌,样板作家浩然、样板诗人张永枚、样板钢琴演奏家殷诚忠(殷承宗),等等。
1969~1972年间,为了“看戏难”问题,普及样板戏,北京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等,由谢铁骊等执导,将它们先后拍成舞台电影片,在全国发行、放映;三百多种地方戏曲剧种还对样板戏进行了移植;并被录制成各类唱片发售。因为样板戏被神化,拍摄电影、录制唱片和移植成地方戏曲,都严格要求不能走样。[注1]1974年四届人大召开时,编创、演出、拍摄样板戏的有功人员受到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