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心理援助志愿者的退潮
志愿者大潮最为澎湃的时刻,是2008 年的夏天。他们带着满腔热情,以为在灾区可以凭自己所学大展拳脚。数不清的现实问题消磨了他们的锐气,震后一周年,多数志愿者黯然撤退,个别甚至自己陷入了崩溃边缘。这是科学研究部门投身于这场灾难救助之中,遇到的一个现实难题。
小女孩捏着彩笔,趴在椅子上画画,她呢喃自语,让来自绵阳当地的志愿者杨荣难解其意,只有老孟心领神会地摸摸她的头:“噢,是的,涂成黄色才好看”。
在擂鼓镇板房区,老孟是为数不多的志愿者之一,去年5 月下旬以来,他一直驻扎在此从事儿童心理援助工作。眼看一波又一波的志愿者来去匆匆,人们一见到他背着包出去就紧张地围上来问:走了吗?还来吗?这一次,老孟终于也计划在今年6 月离开。
但孩子们还不知道这个消息。他租下的这间简陋板房前又探出两只小脑袋,一对穿裙子的小姐妹,手牵手腼腆地站在门口往里张望。“过来”,老孟招招手。小姐妹进屋摆弄着老孟递过来的玩具,妹妹突然失手撕破了塑料棋盘纸,吐吐舌头,冲姐姐笑个不停。“我现在正处在收尾阶段,不接新的个案了”,老孟说。
收尾意味着老孟与孩子们开始有意脱离关系,逐步培养其心理自立能力,又称为“转介”阶段、“分离”阶段。这已到达心理援助链条的末端,转介后老孟仍可时时探询孩子们的思绪,不过在通常情况下,他已逐渐退居友人立场,而不再是一名儿童心理咨询师的心态。
时光荏苒。“让我去吧,我能待一年!”震后第二天,在“中国心理网”组织的培训班上,有人振臂高呼。最鼎沸时期,地震灾区活跃着至少两千多名各色头衔的心理咨询志愿者。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设立在安昌镇的北川工作站里,一面白布做成的签名墙占满了花花绿绿的名字,右上角有个签名留下的日期还有几天才到,“这是要走的人,提前先把名字签了”,工作站站长助理刘琰说。她去年9 月2 日来到这里,当时刚领到结婚证不过半个月。
志愿者大潮最为澎湃的时刻,是2008 年的夏天。当时正值暑假,心理学及相关专业的大学生蜂拥而至,北川站里一间八九平米的小屋最多睡过
5 个人。而今年4 月,这里一共只剩下17 个人,过客多如过江鲫,来去故事少人知。
防火防盗防心理咨询师
“我们带着满腔热情冲到前线,恨不得大展拳脚马上筛选出几个PTSD”,多位志愿者如此回忆其时的心境。但真正走近灾民,他们发觉在出现PTSD 前,很多无关心理问题的事情压在灾民身上,“好多人被分房、分钱占去了太多思想,还来不及迸发内心的悲怆”,这令志愿者们开始迷失方向。
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心理创伤是个体面临的一场紧急、可怕的威胁事件而引发的心理失衡状态。人们丧失了对事件的控制和解释能力而导致失衡。此时假如个体不能够有效地将创伤事件进行重新整合、认知和组织,处于一种混乱失衡状态,当这一切症状是来自一直未解决的应激源时,这样的病例一般都可以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从严格意义上讲,PTSD 的诊断还需要和抑郁症、躯体化障碍、人格障碍等有类似临床特征的其他心理障碍做鉴别诊断,即一个人去做一次正规的心理危机干预,他可能要在完成五六份不同问卷后,综合所得分数与咨询师的临床观察判断,才能得到可靠的诊断结果。
当然这也只是理想状态,现实中并没有如此细致。但即便是简单筛查,也已让板房区的人们开始情绪反弹――由于缺乏统一组织协调,良莠不齐的心理干预团体和个人,此前已经重复进入发放问卷,筛查结束后又没有任何说明和反馈,人们开始传言“防火防盗防心理咨询师”。在距安昌镇35 公里外,安置北川老县城居民的永兴板房区,有人接受问卷筛查6 次之多。筛查沦为一场揭疮疤闹剧。
心理咨询机构争先恐后的原因,在于心理危机干预的最佳时间窗口,出现在遭遇创伤性事件后的24 小时至72 小时。72 小时后的危机干预效果会开始下降,若首次干预时间推迟在4 周后,作用将明显降低。但各自为政的作风,给北川站的志愿者与震区居民带来了意外的麻烦,使心理援助开展的第一步――建立关系,变得尤为敏感。“与干预对象第一次见面,开始我都不敢说是心理咨询师”,永兴板房区心理咨询室的黄老师说。
黄老师与她的另一位同伴,担负着永兴板房区
5700 位居民(90%有地震丧亲经历)的心理援助工作。她原本是北川教师进修学校的老师,自去年12 月开始,她也成为中科院心理所和“无国界医生”组织合作培养的心理咨询师。她被选作培养对象的原因之一,即是地震中幸无丧亲经历,在做更深入的个案心理干预时,没有心理阴影。
培养当地咨询师是心理援助的重要工作,唯有如此,心理干预才有可能“可持续发展”。对于重大灾难后的心理危机干预,因为人类心理的复杂性和环境的动态性,使得创伤的后果无法预料,最基本要求是干预持续三五年。
技术和学派都被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