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由“金砖四国”到“金砖N国”
“金砖四国”首次峰会召开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王在邦看来,意味着新兴大国群体的出现,这将是世界力量对比的一次历史性变化。“这个‘第一次’,注定将成为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的起点。”
强化共同利害
记者:“金砖四国”这一概念最早于2001年被提出,但“金砖四国”首次峰会的举行却是在时隔8年之后的2009年6月,为什么由概念的提出到峰会的举行会时隔这么长时间?
王在邦:“金砖四国”的概念实际上反映出全球化背景下新兴市场国家崛起这样一种现实。从概念的提出到峰会的召开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里面有许多原因。
首先是概念的真实性的问题。“金砖四国”是一个空洞的标签还是一种客观存在?这个概念是否反映了真实?世界需要一个认识过程。起初,一些外国政要不太愿意承认“金砖四国”,比如美国,一般不用这个概念,而用新兴市场国家这样的词汇来指代。但是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现实逐渐证明了“金砖四国”的存在。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之前,新兴大国的发展十分引人注目,它们占全球
GDP的份额不断上升,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因此,现实的发展证明了“金砖四国”这个概念是对现实的一种贴切的理论化。
其次,“金砖四国”在参与国际事务的过程中,对于四国之间共同利害的认识也存在一个变化过程。当国际社会开始把这些国家视作一个“特殊群体”的时候,这个群体在与发达国家交往的过程中会逐渐感受到它们之间有共同的利害。毕竟,这个群体与发达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层次,在国际社会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它们与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是不一样的,因此它们逐渐形成了共同的利害感。这种感觉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在与发达国家的交往中逐渐发现的。
记者:您觉得在这个群体与发达国家交往的过程中,比较明显的能感觉到利益诉求不一致的地方在哪里?
王在邦: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八国集团与发展中五国对话会。在“8+5”对话进程中,往往是在8家先商量好、协调好了,再让另
5家去对话,这种形式本身就带有一种矮化和歧视性的意味。通过数次“8+5”对话会,“金砖四国”不断强化了对共同利害的认知,不能不说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金砖四国”首次峰会的召开。
记者:那么具体到2009年6月中旬这个时间点来说,峰会的召开有怎样的时空背景?
王在邦:可以说国际金融危机促使“金砖四国”进一步强化了相互之间的共同利害感。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世界经济出现了衰退,我个人感觉金融危机对发达国家的伤害要比对新兴经济体的伤害更大。像过去那样指望发达国家来恢复和拉动世界经济是不太可能的,新兴大国之间必须同舟共济,搞好经济。
记者:我们注意到了几个时间点,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国际社会已经开过两次二十国集团金融峰会,上一次是4月2日的伦敦峰会,接下来的9月份将在美国召开第三次G20峰会,“金砖四国”首次峰会的召开时间恰恰在第二次和第三次G20峰会之间,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王在邦:二十国集团与七国集团、八国集团不一样,它的范围更大。一个更大的范围就意味着这个机制很容易效率低下,有空谈的危险。在这样的情况下,本次“金砖四国”峰会将有助于新兴大国在第三次
G20峰会之前协调立场,这是毫无疑问的。
障碍不可能长久阻碍多边合作
记者:“金砖四国”这一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