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西安事变前后的杨虎城
青年时期的杨虎城,参加了辛亥革命、反袁护国斗争、护法运动,成为反帝反封建的勇猛斗士。
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与张学良一道发动“西安事变”,逼蒋联共抗日,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在西安市青年路,有一幢三层的青砖小楼。楼前素朴的青砖门楼的门楣上,书有“止园”两个隶书黑字。这里原来是杨虎城别墅的一部分,现在为杨虎城将军纪念馆。
拾步六个台阶,进入纪念馆前厅,迎面是杨虎城的一座半身铜塑像。前厅两边一西一东,分别是卧室和客厅。在这个客厅里,杨虎城曾接待过周恩来等中共参与西安事变和平谈判的代表。
纪念馆头门与二门间西边一排砖房,是西安事变研究会办公室。王鸿昭副秘书长在这里接待了记者。
办公室一排沙发后面的墙上,挂着杨虎城题写的条幅――“勿忘国耻”,题款是“民国二十五年双十节纪念”。条幅是从石碑上拓的,黑底白字特别醒目。
“我们会长杨瀚多次去台湾,发现了很多与西安事变有关的新史料,集中反映在他新再版的《杨虎城大传》中。”王鸿昭向记者介绍西安事变研究会近些年取得的新研究成果。
在抗日问题上与蒋产生冲突
杨虎城凭中原大战之战功,执掌了陕西的军政大权。
在主政陕西的三四年间,杨虎城赈济灾民,兴修水利,泾惠渠、洛惠渠都是在他的谋划下建成的,关中地区的小麦、棉花的产量因此大大提高。这期间,陕西在交通、教育、医疗、通讯等方面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新气象。
1934年4月,在事先毫无通告的情况下,蒋介石解除了杨虎城陕西省政府主席一职,由邵力子接任。此前,蒋介石通过诸多措施,不断削弱杨虎城的权力及军事实力,限制他向西北发展。
在抗日问题上,杨虎城与蒋介石的矛盾也愈来愈突出,并走向不可调和。
杨虎城纪念馆里展有一张照片,1934年9月18日,杨虎城阅兵,背景挂着的一条横幅上的口号是:“摒弃内战,统一意志,以图救亡”。这可以说是公开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唱起了对台戏。
1931年9月23日,“九一八”事变第五天,杨虎城就公开发表了《杨虎城泣告全国书》:“连奉副司令(指张学良)指皓、号两电,通告日军侵据沈阳、营口、安东、长春等处,解除我国***武装,噩耗传来,发指皆裂。”“尤祈我举国上下,一致团结,共御外侮。”“虎城分属军人,职司为国,枕戈待旦,志切死绥,痛心外患方深,惟冀同仇敌忾。”
杨虎城是当时国民党里首位发出抗日要求的地方首长和高级将领。
1932年3月,日本为达到长期霸占中国东北的目的,在东北建立起傀儡政权“满洲国”。3月25日,杨虎城发出《声讨东北叛逆通电》:
“暴日侵据东三省,遂欲长期占领,夺我主权……虎城分属军人,志切讨逆,枕戈待命,誓保国疆。迫切陈词,祗祈垂察。”再次表达了抗日决心。
在杨虎城的带动下,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浙江省政府主席鲁涤平也先后发表了讨逆电文。
1932年夏,日军再侵热河。8月4日,杨虎城致电军事委员会,要求率部参加前方抗战,未获批准。
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进逼长城各关口,蒋介石亲到石家庄指挥。杨虎城主动到石家庄去见蒋,除报告陕西灾情之外,也请示抗日办法。陪同杨虎城去见蒋介石的李志刚回忆说:蒋对他的抗战要求反应十分冷淡。
在抗日问题上,杨虎城屡次犯上,给蒋介石出难题,使他认识到杨虎城“不但不粗”,而且政治上另有一套,需要认真对付。于是,免去杨虎城陕西省政府主席职位,就是给其的一个警告。
1933年5月,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在张家口组织察绥抗日同盟军。7月12日,同盟军在吉鸿昌的指挥下攻占重镇多伦,将日本军队全部逐出察哈尔,成为“九一八”事变以来首支从日军手中收复失地的军队。
在同盟军抗日期间,杨虎城首先在舆论上遥为声援,并通过他的老部下许权中(当时任抗日同盟军十八师师长)向同盟军提供了大批武器和其他援助,并派去一批中下级军事干部充实许的实力。
1934年10月12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和张学良一起驾临西安。这是蒋介石历史上第一次到西安。为了笼络杨虎城,到西安的第三天,蒋介石就专程去探望了杨虎城的母亲孙一莲。
蒋、杨在抗日问题上的分歧与矛盾,随着红军到达陕西,变得更为尖锐起来。
与东北军取得互信与共识
1935年9月13日,张学良受命飞抵西安,东北军随之进入陕甘。
11月1日,蒋介石兼任总司令,张学良兼任副司令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在西安正式成立。
此时西安并存着三股力量。一是以邵力子为主席的陕西省政府;二是张学良为副总司令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三是杨虎城为主任的西安绥靖公署。东北军的主力都部署在“剿共”的前线,驻西安的只是总部机关和少量警卫和直属部队。西安及周边都驻防着十七路军的部队,西安的实际控制权仍掌握在杨虎城手中。
张学良的东北军有十二万人,杨虎城部队最盛时只有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