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杨贵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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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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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贵妃”其人其事,成为中国文学创作的共同题材,有一千两百年之久了。我曾经用此一故事写作,在二十多年间,计有五次,当然有不同的接触面与不同的形式。而这本书则是全面的,写“杨贵妃”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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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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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鹏程历史小说的身世,颇为曲折,要从古代谈起。
中国古代的所谓小说,本身就是一种史述,是一种史籍。小说家可能就是采集民间琐闻杂话的史官,故《汉书·艺文志》说小说出于稗官野史、巷议街谈。而《汉武故事》、《西京杂记》、《搜神记》、《续齐谐记》等小说也被纳入史部起居注或杂传类之中。
到了唐宋间,说书人讲说故事,逐渐便改变了小说的涵义。据《东京梦华录》等书记载,当时说话人可以分成几类,当时称为“家数”。其中之分类各书记载有些差异,但大体有四大家数:讲史、小说、说经、说诨话。说诨话,是讲笑话、逗趣,可能近于相声、滑稽、插科打诨之类。说经,是讲佛经。讲史与小说,则是古代小说的分化。仍以描述历史事迹、勾勒历史大势、演说历史人物之行动及典型者,称为讲史。而那些仅借用某些历史场景,或以历史故事原材料,来讲述人物发迹变泰,悲欢离合者,则称为小说。
所以《梦粱录》说:“小说名‘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发迹变泰之事。”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它可能写古代事,也可能讲当代。若写古代,则虽借用历史场景,但它本身自成传奇,目的并不在述史。因此它并不以增进读者之历史知识、复现历史现场、探讨历史演变规律为宗旨,其虚构性也因此而较强。《梦粱录》说小说人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捏合”,就是说它具高度虚构之性质。
经过这样分化之后,讲史与小说分途,各领风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诸如《三话》、《东周列国志》之类杰出的历史演义。此类稗官野史,本出于巷议街谈;其流传,也深布于民间,中国人,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讲起。可是,讲史也者,便一朝一代,一路讲说弹唱下来。因此,若问我们社会上到底认知了什么历史,正史二十五史或《资治通鉴》一类史籍的影响,其实远不如二十五史通俗演义等讲史系统。
可是,讲史的势力,毕竟引起了文人学士的反弹。稗官野史,原本就相对于正史官史而说。文人学士,也非田夫野老,夙不以巷议街谈为然。故清朝考证学大兴以后,鄙薄讲史,以史籍史事真伪之考订为职志,竟蔚为风气,像章学诚《文史通义》就说:著作之体,要就实,要就虚。不能像《三国演义》那样,既不像正史那样符合“史实”,又不像小说那般全凭虚构,反而造成了读者的混淆。于是,讲史的地位,不仅及不上正史,也不如小说了。
这是讲史之命运的挫折。可是,它的噩梦并未停止。晚清以来,西力东渐,西方小说观进入中土,论者持此以衡,遂越来越对讲史看不顺眼。
现代小说观,第一就是要从创造性讲起。小说既是作者之创造物,其人物、情节自必为虚构的。因此,会觉得讲史缺乏创造性,一切人、事、地、物均受限于史实,缺乏作者发挥想像力的空间。而一部缺乏想像力与创造性的东西,还能是好作品吗?但若作者在讲述史事之中,添加了太多想像,甚或改动了历史结局,扭转了史迹之因果关系,其虚构性又不能令人忍受。非特不会被称赞,反而会被指责,认为那是不能容忍的缺陷。处在如此左右不讨好的情况下,讲史的命运,可谓蹇困极了。
这也就是民国以来,缺少历史小说作家的缘故。
现代小说家也不擅长写讲史或历史小说。因为现代的特征之一,就是与传统的决裂。形式上,讲史、历史演义,都被视为旧文体,不再被小说家采用。内容上,现代文学又有去历史化的倾向,不再关怀历史。因此,现代小说家既乏历史知识,又无兴趣处理历史题材。就是想写也写不出来,毕竟,其关怀业已不同了。
现代文学两大阵营,一是现代主义,一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旨在反映现代社会中人的处境,现实主义则以反映社会为目标,它们的关怀所在,都不在历史而在现代。即或采用历史题材,如鲁迅之写《故事新编》,或后来的姚雪垠写《李自成》之类,目的也不在讲史,而在自抒怀抱,改造时代。
可是,人类对历史的情怀,仍是不可磨灭的。现代社会中,讲史仍以巷议街谈、稗官野史的形态在继续发展。刘绍唐先生主持《传统文学》月刊,自号“野史馆馆长”。其所谓传纪文学,实即古之所谓讲史也。
但传记文学发展至今,在笔记、考证、述传等方面,固然足以绍续古人;然而衍古事以敷说,足以为古代《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一类作品之嗣响者,实不多见。
高阳、南宫搏这几位先生的重要性就在这儿。
我们现在若把“小说”这个词的涵义放大些看,把古代“小说”与“讲史”两类都纳入现代的小说这个名义下,则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