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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乱世,民族分裂,战火连绵,政局动荡,
再加之天灾盛行,现实充满着苦难。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都承受着
巨大的痛苦。其中,知识分子阶层的痛苦较之其他阶层的人似乎更为沉重,
因为他们所感受到的痛苦不止是在肉体上,而且更重要的还在心灵上。知识
分子从来就是一个善于编造理想的社会阶层,他们习惯于以自己的理想去影
响、改造现实。然而,历史和社会并不会按照他们的主观愿望前进。如果说
在“太平盛世”,理想与现实尚有几分弥合的话,那么在乱世,理想与现实
的距离则会急剧地扩大,以至于形成尖锐的对立。魏晋之世就是这样一个时
代。由于知识分子的理想受到现实的压迫,理想实现的途径受阻,甚或失去
了任何可能性。他们为身心不免处于一种极为压抑、焦虑、傍惶之中,这是
知识分子阶层所特有的一种忧患之感。从内容上,它既包括对社会现状的考
虑,又包括对个体安身立命之地的思索,映现到哲学思想的高度,便构成了
自然与名教之辨这一特定的时代主题。本质上说,魏晋玄学士人的自然与名
教之辨,都是旨在回答与解决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和矛盾问题。但是,他们有
的侧重在社会整体的层面上,试图以理想矫正现实,使社会的秩序复归于和
谐;有的则侧重在个体的层面上,以理想批判现实,试图在超现实的世界彼
岸去寻求自己的理想,实现自我精神的自由,从而表现为某种思想倾向或理
论形态的差别。
阮籍是玄学人士中一个极富有鲜明个性的人物。无疑,他的理论兴趣确
实是在自然与名教之辨上,但问题又似乎并不如此简单。阮籍不单是表现为
对社会政治的关注,而且也表现为对个体精神自由的关注。他的自然与名教
之辨,不单是体现在理论层面上,而且也体现在行为实践上,表现为一种旷
达纵放的生活情趣或生活方式。阮籍其人及其思想较之其他一些玄学士人更
为复杂。
如何正确地理解和把握阮籍其人及其思想的特质,复制出他的历史真
貌,客观地再现阮籍所反映的时代精神呢?用不着说,阮籍所处的时代早就
成为历史,阮籍其人也早就成为历史人物,今人已经无法亲闻其声,亲睹其
面,亲观其行。尽管历史留下了一些有关他的资料,但这些资料仅是一些残
缺不全的死物,它自己并不会主动地说话。今人所做的工作恰恰就是要恢复
他的历史真貌,使这个已经逝去的古人复活,以一种话灵活现、有血有肉之
躯重现于我们的面前。这是任何一个历史工作者所无法避开的矛盾,也是他
所必须解决的矛盾。我们要做好这项工作,无疑应该忠于历史,以尽可能丰
富的完备的历史资料为依据。这是研究历史的前提或先决条件。然而,仅仅
做到这一步还远远不够,还必须注意研究方法。我这里所说的方法,特指某
种观念或视角。历史是死的,对于某一特定的历史对象来说,有关资料也往
往是死的。但是,历史研究从来没有停滞在一个水平上,从发展趋势看,后
来者往往居上,学术领域有日新月异的变化。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方法
的进步、观念的更新、视角的提高。我们上面所说的可能是老生常谈,但对
于笔者来说,在研究阮籍时却应该自觉地奉为圭臬。
基于此,我想就本书所选取的视角或分析问题的方法予以重点说明。这
个方法,在内容上也就是把阮籍其人及其思想当作一个复杂的整体,从多层
次、多角度、多方面入手,再现或复原历史的真貌。当我们从“纵向”的视
角契入阮籍思想这一特定对象时,首先进入视界的是一个动态的演变着的理
论体系。阮籍思想芜杂,儒道互陈,但这种思想上的矛盾现象并不全是阮籍
自己的疏忽或理论上的漏洞,而是说明其思想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大体上说,阮籍早期崇尚儒学,中期倾向于儒道综合,强调自然与名教的统
一,试图为曹魏政权由名法之治复归于名教之治设计一个合理的政治方案,
在人们面前展现出来的是一个“天人合一”的理想的客观世界。可是在典午
之际,司马氏集团和曹氏集团展开了殊死的权力之争,大批名士被卷人政治
旋涡而走上了断头台。特别是司马氏扫着以孝治天下的幌于谋夺曹魏政权,
名教的尊严受到亵渎而成为一个毫无内容的虚伪可憎之物。阮籍的理想破灭
了,与此相应,他被迫选择了自然与名教对立的立场,把理论目光转向自我
意识自身,在主观意识领域设计了一个理想的精神自由的世界。
然而,阮籍的思想演变,只是理论表层或理论兴趣的转向,而不是意识
深层的观念转换,其早期儒家式的理想与信念业已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情
结”,牢牢地潜藏在他的心理底层。因此,如果我们把阮籍后期的思想再在
“横向”上切下一刀,剥离掉玄学理论的表层形式,在其精神世界无比逍遥
与自由的外衣下,可以发现一个极端苦闷、彷徨、痛苦、焦虑的灵魂或情感
世界。
阮籍并不止是一个专务玄言清谈的理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