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专业研究与学术史研究论文
.. 刚才谈及“专业研究”与“学术史”的关系,我深有同感。的确,没有特定专业知识领域的学术训练,却涉足该特定领域的学术史,或平章人物而辄定高下,或划拨流派以臧否先贤,其之难能胜任,是可以料到的。宽泛而言..,近年一些人文知识分子讨论社会科学领域问题,如人权民主,如法治宪政,如问责政府、自由经济,却因缺乏特定专业的知识储备和学术训练,以至郢书燕说,聚蚊成雷,破绽多有,例不鲜见,已无需多说。而凡此一切,都说明了专业训练是治学术史的知识前提,也是称职的研究者的职业生涯的起点。
专业训练意味着术业有专攻,学问各不同,隔行如隔山。因而,诸如“当代中国学术史”之类的名头,大而划之,从知识学而言,怕是缺乏合法性的。毕竟,梁任公奋书《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时代语境,钱穆先生推衍《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的通人通识,随二公而同去。情境不再,后来者其能效法欤?!而早先如有清皮锡瑞之《经学通论》、《经学历史》,江藩之《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其取舍、姿态和门径,倒有可能“古为今用”。非他,盖因作者本身既是个中之人,屡叙而无逾越,竭尽其理;并且谨守知识门户,于阐述中求整顿,故能无隔阂,贴心贴肺。至于当今汉语学界归纳、统计某某领域发表著作多少,“研究队伍”人数几何,杂志若干云云,类皆图书情报专业的作业,怕是不好随便安上“学术史”名冠的。
反之,若专门学科的研究者缺乏学术史的训练,同样难善其事,也是不言自明的。以法学为例。大约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后,法学界突然流行编纂各种部门法学的“研究综述”,如《新中国刑法学研究综述》、《中国法制史研究综述》等等,类皆部门法学的学术史梳理。作者既为各门学科的研究者,耕耘有年,对于本门学科知识增长、学术流变的脉络,虽然难称洞若观火、体贴入微、如数家常,但也不能说并不知情,毫无积累。转眼十多年过去,这些大部头著述,集体参撰的急就章,“攒”的,今天若从学术史来看,说得狠一些,多数乏善可陈,甚至了无价值。
这是为什么呢?其间缘由纷然,一言难尽,也不尽然是“学术规范窳败”所能打发的。仅从“学术史”着眼,则上述研究者之缺乏该项训练与能力,得为一端。可能,说得浮夸一些,在通常的人文、社会学科,学术史与思想史研究对于从业者的要求最高,心智不够,心性不合,最好别碰。宾四先生昔年曾谓门人,治史者有通才第一流路线与专业第二流路线之别。若能于考证、制度和学术、思想之间,流连辗转,出入无碍,概乎
“一流”。治学术史,可能恰需此无碍之功,方得善果。
的确,大凡一学术理路及其门径,一学术人物及其流脉,一学术现象及其知识姿态,总是牵连万端,出入于人文与典章,纠缠着时代与地域,影响及于思想与社会。研究者于此黄泉道上,左顾右盼,且行且止;抽丝剥茧,得意忘言。其上智者,入于内,却能出于外;固守专业,却无碍上下牵连,左右横通。从而,将前人心思,后人领会,今人体认,都理顺了,全说清了,皆道白了,而自有发明存焉。——老天爷,这样的人才作这样的事业,岂是常人所能为?
话题回到法学。若能臻达此境,除开法学专业背景,还需要多少“支援意识”——转借博兰霓的命意——来支撑呀,哪里是彼时彼地的几个人力所能胜任的,亦非渊源有限、积累稀薄的汉语法学资源能够养育出来的。再说了,学术史研究本身是对研究者鉴赏力和论断力的严酷考验,并藉其研究文本将它们和盘托出,置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