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恩格斯:《路德维希_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坚强的基本,就是微笑。面具戴久了丶就成了皮肤≈《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恩格斯
(写于1886年)
1888年单行本序言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的序言中说,1845年我们两人在布鲁塞尔着手“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主要由马克思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於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
从那时起已经过了四十多年,马克思也已逝世,而我们两人谁也没有过会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关於我们和黑格尔的关系,我们曾经在一些地方作了说明,但是无论哪个地方都不是全面系统的。至於费尔巴哈,虽然他在好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我们却从来没有回顾过他。
这期间,马克思的世界观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语言中都找到了拥护者。另一方面,德国的古典哲学在国外,特别是在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有某种活。甚至在德国,各大学里借哲学名义来施舍的折衷主义残羹剩汁,看来已叫人吃厌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越来越有必要把我们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我们怎样从这一哲学出发又怎样同它脱,作一个简要而又系统的阐述。同样,我也感到我们还要还一笔信誉债,就是要完全承认,在我们的狂风暴雨时期,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後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所以,当《新时代》杂志编辑部要我写一篇批评文章来评述施达克那本论费尔巴哈的书时,我也就欣然同意了。我的这篇文章发表在该杂志1886年第4期和第5期,现在经过修订以单行本出版。
在这篇稿子送去付印以前,我又把1845—1846年的旧稿找出来看了一遍。其中关於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已写好的部分是闸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种阐述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麽不够。旧稿中缺少对费尔巴哈学说本身的批判;所以,旧稿对现在这一目的是不适用的。可是我在马克思的一本旧笔记中找到了十一条关於费尔巴哈的提纲,现在作为本书附录刊印出来。这是匆匆写成的供以後研究用的笔记,根本没有打算付印。但是它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
1888年2月21日於伦敦
一、
我们面前的这部着作[1]使我们返回到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就时间来说我们不过一代之久,但是它对德国现在的一代人却如此陌生,似乎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了。然而这终究是德国准备1848年革命的时期;那以后我国所发生的一切,仅仅是1848年的继续,仅仅是革命遗嘱的执行罢了。
正像在18世纪的法国一样,在19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崩溃的前导。但是这两个哲学革命看起来是多麽不同啊!法国人同整个官方科学,同教会,常常也同国家进行公开的斗争;他们的着作在国外,在荷兰或英国印刷,而他们本人则随时都可能进巴士底狱。相反,德国人是一些教授,一些由国家任命的青年的导师,他们的着作是公认的教科书,而全部发展的最终系,即黑格尔的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在这些教授后面,在他们的迂腐晦涩的言词后面,在他们的笨拙枯燥的语句里面竟能隐藏着革命吗?那时被认为是革命代表人物的自由派,不正是最激烈地反对这种使头脑混乱的哲学吗?但是,不论政府或自由派都没有看到的东西,至少有一个人在1833年已经看到了,这个人就是亨利希?海涅。
举个例子来说吧。不论哪一个哲学命题都没有像黑格尔的一个着名命题那样引起近视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样近视的自由派的愤怒,这个命题就是: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
这显然是把现存的一切神化,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警察国家、专断司法、书报检查制度祝福。弗里德里希-威廉叁世是这样认为的,他的臣民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决不是一切现存的都无条件地也是现实的。在他看来,现实性这种属性仅仅属於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
“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
所以,他决不认为政府的任何一个措施——黑格尔本人举“某种税制”为例——都已经无条件地是现实的。但是必然的东西归根到底会表明自己也是合乎理性的。因此,黑格尔的这个命题应用於当时的普鲁士国家, 是意味着:这个国家在它是必然的时候是合乎理性的,是同理性相符合的。如果说它在我们看来终究是恶劣的,而它尽管恶劣却继续存在,那麽,政府的恶劣可以从臣民的相应的恶劣中找到理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