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叙事学兴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 在结构主义思潮与俄国形式主义的双重影响下, 着重于对叙事文体的结构特点进行研究与探索。我国叙事学研究于 20 世纪 80 年代起步,目前已出版多部理论著作,如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胡亚敏《叙事学》、申丹《叙事学与小说文体研究》等。作为一个创作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作家,孙犁承接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创新精神,在文体形式与叙事技巧方面都确立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一、人称、视角与叙述节奏———叙述技巧叙事文体的人称,是叙事者在文章中叙事时的立足点、观察点,具体可分为第一人称叙述,第三人称叙述,及比较少见的第二人称叙述。而叙述的视角,指的是叙述人处于什么样的角度进行叙述,分别有,。叙述者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有权利知道并说出书中任何一个人物都不知道的秘密。。叙述者知道的和人物一样多,人物不知道的事,叙述者就没权叙述。叙述者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几个人轮流充当。限制叙事可以用第一人称,也可以采用第三人称。。叙述者只描写人物所看到的和听到的, 不做任何主观的评价,不分析人物的心理。英国作家帕西路伯克在《小说技巧论》中说:“小说写作技巧中最复杂的问题,在于对叙事观点———即叙事者与故事的关系———的运用上。”可见,作家根据创作的需要变换人称与叙述角度,正是小说的特色和魅力。第一人称叙述的优势正如法国新小说派作家、批评家米歇尔布托尔所说:“如果作者把自己的代表———叙事人写进小说,让他以‘我’的名义对我们讲话,讲述个人的故事,那么作者从中获得的好处是不难想象的。”[1]孙犁所创作的小说中,有相当的一部分篇幅取材于作家亲身经历的事,是作家参加抗战所走过的山山水水的真实记录, 如《山地回忆》《女人们红棉袄》《吴召儿》《新安游记》等。孙犁创作这样一些作品的动机,也诚如他所言:“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我的经历,我的工作,我的身影,我的心情,是一本自传的书。”[2]但同时,我们要看到,孙犁所做的这些第一人称叙事的篇章又不同于“五四”以来绝大部分的以“我”为主要人物的作品,而是将文中的“我”塑造成一个事件的旁观者,以“我”的立场去见证一个个可爱的人物。如《女人们红棉袄》着力塑造的是一个可爱、善良、热心、机灵、懂事的农家小姑娘,正是由于“我”的同伴顾林病重,不得不找村庄暂住养病引出了这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走出以后》中的主人公王振中敢于冲出封建包办婚姻,参军抗战并找到了生命的真正意义,期间离不开村干部“我”穿针引线的作用,最后也是“我”见证了王振中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作品中的“我”虽是故事中的人物,但更多的是担当起了故事的叙述人的角色,采用限制视角的叙述模式,情节随着“我”的视线或情感缓缓铺陈,而对于“我”视线之外的一切不加赘述。这种主人公向旁观者的过渡,有别于“五四”时期所出现的大量以“我”为主人公的外视角叙述模式,表明了小说艺术向真实性又迈进了一步。与第一人称限制视角叙述所营造的真实性、纪实性相比,第三人称的全知全能视角更适用于虚构的故事。《荷花淀》《芦苇荡》《老胡的事》《篙儿梁》《秋千》《第一个洞》《嘱咐》等均是孙犁采用这种叙述模式创作的作品。文章中的故事背景、人物身份、情节变化全在叙述者的笔下,居高临下、洞察一切的视角有利于展现事件与人物的方方面面。此外,“有经验的作家,常常把叙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