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重建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
——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还是在历史中理解民族国家?
作者:葛兆光
引言:「中国」作为问题与作为问题的「中国」
也许,「中国」本来并不是一个问题。
在我们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种各样冠以「中国」之名的着作,仅仅以历史论着来说,就有种种中国哲学史、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文化史等,在我们的课堂里,也有着各式各样以中国为单位的课程,像中国社会、中国经济、中国政治、中国文化等等。通常,这个「中国」从来都不是问题,大家****以为常地在各种论述里面,使用着「中国」这一名词,并把它作为历史与文明的基础单位和论述的基本前提。可是如今,有人却质疑说,有这样一个具有同一性的「中国」吗?这个「中国」是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还是一个具有同一性的历史单位?它能够有效涵盖这个曾经包含了各个民族、各朝历史的空间吗?各个区域的差异性能够被简单地划在同一的「中国」里吗?美国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一部很有影响,而且获得大奖的中国学着作,名称就叫《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一个美国评论者指出,这部着作的诞生背景是因为「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国族主义情绪高涨和族群关系日趋加剧的地区」,因此不得不正视这一问题及其历史脉络,而这一问题直接挑战的,恰恰就是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1。这些过去不曾遭遇的质疑,可能使这个天经地义的「中国」,突然处在「天塌地陷」的境地,仿佛真的变成了宋词里说的「七宝楼台,拆来不成片段」。本来没有问题的论述如今好像真的出了问题,问题就是:「中国」可以成为历史叙述的空间吗?
至少在欧洲,对于民族国家作为论述基本单位的质疑,是出于一种正当的理由,因为民族国家在欧洲,确实是近代以来才逐渐建构起来的,它与族群、信仰、语言以及历史并不一定互相重迭,正如福科(Michel Foucault)所说,地图上的国界只是政治权力的领属空间,而作为政治领属空间的国界也不过就是地图上的国界2,与其用后设的这个政治空间来论述历史,不如淡化这个论述的基本单位。所以,就有了类似「想象的共同体」这样流行的理论3。至于「中国」这一历史叙述的基本空间,过去,外国的中国学界一直有争论,即古代中国究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民族─文明─共同体」,还是从来就是一个边界清楚、认同明确、传统一贯的「民族─国家」?但是,对于我们中国学者来说,很长时期内,这似乎还并不是问题,因此也不屑于讨论。
应当承认,超越简单的、现代的民族国家,对超国家区域的历史与文化进行研究,是一种相当有意义的研究范式,它使得历史研究更加切合「移动的历史」本身。而且,也不能要求欧美、日本的学者,像中国大陆学者那样,出于自然的感情和简单的理由,把「中国」当作天经地义的历史论述同一性空间4,更不能要求他们像中国大陆学者那样,有意识地去建设一个具有政治、文化和传统同一性的中国历史5。所以,有人在进行古代中国历史的研究和描述时,就曾经试图以「民族」(如匈奴和汉帝国、蒙古族和汉族、辽夏金和宋帝国)、「东亚」(朝鲜、日本与中国和越南)、「地方」(江南、中原、闽广、川陕)、以及「宗教」(佛教、回教)等等不同的观察立场(当然,也包括台湾目前的「同心圆」论述),来重新审视和重组古代中国的历史。这些研究视角和叙述立场,确实有力地冲击着用现代领土当历史疆域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做法,也改变了过去只有「一个历史」,而且是以「汉族中国」为「中国」的论述。但是,需要问的是,这种似乎是「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方法和立场本身6,是否又过度放大了民族、宗教、地方历史的差异性,或者过度小看了「中国」尤其是「汉族中国」的文化同一性?因为它们也未必完全是根据历史资料的判断,有可能也是来自某种理论的后设观察,比如现在流行的后殖民理论的中国版,那么,它背后的政治背景和意识形态如何理解?特别是,作为中国学者,如何尽可能地在同情和了解这些立场之后,重建一个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
这是本文要讨论的中心话题。
一从施坚雅到郝若贝:「区域研究」引出中国同一性质疑
1982年,郝若贝(Robert Hartwell)在《哈佛亚洲研究》上发表了题为《750-1550年中国人口、政区与社会的转化》(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750-1550)的论文,他认为中国在这八百年来的变化,应当考虑的是(一)各区域内部的发展,(二)各区域之间的移民,(三)政府的正式组织,(四)精英分子的社会与政治行为的转变,他把唐宋到明代中叶的中国历史研究重心,从原来整体而笼统的中国,转移到各个不同的区域,把原来同一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分解为国家精英(Founding elite)、职业精英(pr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