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第十三章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特点
江苏教育学院历史系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昌盛的泱泱大国,史家辈出,史籍浩瀚,自古以来历史教育发达,对我国古代教育的发展曾产生过重大影响。
鲁迅先生就曾希望:“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录,给人明白我们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
,以发挥其“垂鉴”的作用
春秋著名政治家管仲就认为:“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
历代统治者对“史”的重视,旨在于发挥其“借鉴”的功能,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以防重蹈历史覆辙。
我国史官设置较早,并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周代已有了史官机构,史官各掌其职,“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言,右史记事。”(刘知已《史通·史官建置》)
学在官府,“以吏为师”,史官不仅是行政官员,也往往是兼职历史教师。
西汉武帝在位时,采纳儒士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实现其大一统的主张。
为培养人才,他诏令在长安建立太学,设“五经博士”,以孔子所修订的《诗》、《书》、《易》、《礼》、《春秋》作为教学内容。
其中《春秋》就是鲁国的编年史,历史教育已成为太学的必修科目。
孙权就喜读《诗》、《书》、《左传》、《国语》等历史典籍,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他认为“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兵家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并告诫大将吕蒙,认真读史书,以增长自己的知识和才干。
南朝刘宋明帝时,为繁荣学术和培养史学专门人才,曾在都城建康开办史学专科学校,由“儒史百家,莫不该览”的著名学者何承天主持。
开设“总明观”,作为历史学术研究的专门机构。
使历史教育的质量和历史研究的水平大大提高,出现了“二汉求士,率先经术;近代取人,多由文史”的局面。
唐高祖李渊即位不久,就组织人专门修史,其撰史的目的在于“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
唐太宗也认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旧唐书·魏征传》)
代还始创官修史书机构,由国家组织专门人力撰写前朝历史,二十四史中的《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皆成于唐代。
,唐代历史教育极为发达,当时设有太学,国子学等学校,按制度规定,凡国子学生都必须读大经(《春秋左氏传》)和小经(《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其中大经须学习三年,小经须学习二年,此外学生还要读《国语》等史书。
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为给当权者提供治国的良方,精心编撰了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
他著书的目的在于“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以使当权者能从该书中“鉴前代之兴衰,考当今之得之,嘉善矜恶,取是舍非”,
他还告诫君主:“史者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先,是故人主不可以不观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