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龙泉三问——龙泉青瓷产业的思考
龙泉与江西、福建两省接壤,自古就以出产青瓷与宝剑著称于世。这里烧制青瓷的古代窑址有三百六十多处,加上附近的百来座窑址,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瓷窑体系,史称龙泉窑。这也是中国陶瓷史上烧制年代最长、窑址分布最广、产品质量最高、生产规模和外销范围最大的青瓷名窑。无怪乎20世纪30年代初曾先后8次到龙泉大窑等地考察古窑址的陈万里曾说过:“一部中国陶瓷史,半部在浙江;一部浙江陶瓷史,半部在龙泉。”
从北京到龙泉,两个多小时的飞机,两个多小时的汽车,前后大约5个来小时,我们一行来到了龙泉。一路上的行程虽说不上劳顿,但也并不轻松。好在路上清风徐徐,景致别样,倒也惬意十分。龙泉市的宝剑与青瓷名扬天下,一进市内,遍布街道两旁的剑铺与瓷店便已令我们感同身受。热情接待我们的徐建新先生原本出身宝剑行业,近年来开始致力于青瓷工艺的制作与研发,创建出“瓷中天”这一青瓷品牌,并且与我院陶瓷系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合作联系。剑瓷合一的龙泉精神,在这位土生土长的龙泉人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既有锻剑师那种直率朴实的性格,又有制瓷者那种含蓄文雅的气度。而龙泉整个城市所流露出来的那种蓬勃旺盛的活力也让我们感受到与景德镇、宜兴等陶瓷名城不同的气质。
龙泉市剑瓷路街道两旁的青瓷宝剑店铺一家挨着一家
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原杭州大学教授陈桥驿在《龙泉县地名志》的序言里写道:“一千多年以来,就是这个县份,以它品质优异的大量青瓷器,在世界各地为我们换回了巨额财富,赢得了莫大的荣誉,而龙泉一名,也就由此而传遍天下。……从中国东南沿海各港口起,循海道一直到印度洋沿岸的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和东非沿海……无处没有龙泉青瓷的踪迹,这条漫长的‘陶瓷之路’,实际上就是中国陶瓷特别是青瓷开拓出来的。”[1]没有来过龙泉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把这里同交通便利、经济发达的那些浙江富裕城镇联系起来。而只有到了这里,才真正体会到龙泉名气的得来不易。
龙泉的陶瓷之路有着鲜明的自身特色,而所谓的“龙泉模式”与“景德镇模式”以及广东佛山、石湾等地陶瓷产业模式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从业者组成与发展创新这几方面。如今,尽管龙泉的陶瓷产业效益与国内其他陶瓷产区相比还处于劣势,但其未来的发展潜力却不容低估。因此,我们此行带着问号看龙泉,尤其重点关注了龙泉青瓷产业这三方面的发展状况,试图更全面地理解龙泉青瓷的发展道路与自身特色,并希望能给陶瓷业界以某些启示。
一、产业之问
从历史上来看,龙泉青瓷始于五代,北宋时已初具规模,南宋中晚期进入鼎盛时期。传统龙泉窑中的哥窑曾与官、汝、定、钧等窑并称为宋代五大名窑。五代时期,吴越国的统治者每年都要向中原进贡“秘色瓷”,以示修好。庞大的生产数量致使越州窑场无力承担,于是龙泉窑便以担负这样一个贡器的使命迎来了它本身发展的契机。当时,龙泉窑业初具规模,烧制青瓷技术已有相当水平。到北宋中期,龙泉已经发展成为江南地区的重要陶瓷产区。北宋覆灭后,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的南迁再次给龙泉窑的发展带来了契机。此时,北方地区的汝窑、定窑等传统名窑相继衰落,大批优秀瓷匠移居江南,龙泉窑的烧造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与此同时,南宋朝廷为解决财政困难,也大力鼓励海上贸易,龙泉青瓷做为当时主要的出口商品之一,从海路大量出口,行销世界各国,从此名扬天下。从我们到的溪口窑遗址来看,这里目前存留的瓷片虽然已又碎又小,但漂亮的釉色以及仿佛“夹心饼干”般的器壁胎釉还是能够令人依稀感到那个时代青瓷的魅力。
溪口窑遗址现场挖掘出来的瓷片
大窑枫洞岩窑址的发现证明了至少到元明两朝,龙泉窑的烧制盛况依旧。2006年9月至2007年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龙泉青瓷博物馆联合对枫洞岩窑址进行了发掘,共发掘面积1600余平方米,发现了一系列烧造遗迹,使当年生产面貌得以完整复原。[2]在小梅镇大窑村的大窑窑址考察时,我们不禁惊叹于当年龙泉制瓷产业规模之宏大,路边仍随处可见的古瓷片也似乎在向我们诉说着那辉煌的过往。然而,釉薄胎厚、色泽黯淡的瓷片已经与全盛时期的溪口窑址无法匹敌。重量轻质的状况已然预示了龙泉瓷业此后的历史走向。
大窑枫洞岩窑址
晚明至有清一代,全国陶瓷生产重心逐渐转移到景德镇,加之审美风尚变革等历史原因,龙泉窑渐渐没落,几近断烧,辉煌一时的青瓷产业成为了过眼云烟。但是,青瓷的魅力却并未因此而减弱,如冰似玉的青瓷之美亦依然扣动着世人的心弦。龙泉,似乎正在沉静地积蓄着力量,以迎接它的再一次辉煌。
1. 恢复与国营厂时期
1957年,周恩来总理明确指示要恢复全国五大历史名窑的生产,强调要优先恢复龙泉窑和汝窑的生产。国家轻工业部旋即做出了《关于恢复历史名窑的决定》,并在同年于南京召开的全国各省轻工业厅长会议上进行传达和部署。1958 年,龙泉瓷厂从民间艺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