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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可以使用淘豆网的站内搜索功能，选择自己适合的文档，以下文字是截取该文章内的部分文字，如需要获得完整电子版，请下载此文档到您的设备，方便您编辑和打印。:..沈从文研究文献综述沈从文研究文献综述作者:雅嘉拉达(yajialada)自从新时期以来,沈从文研究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研究领域里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虽然,它肇始于所谓的“沈从文热”,并与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其它各种“热”先后发生,但同其它一些“热”相比,沈从文研究却具有明显的持久不衰的特征,并由此带来现代文学研究中其它相关课题研究的深入与发展。这一情势的出现,决非仅仅由于研究者个人偏好与热情所致,也不仅仅由于沈从文研究当时在政治层面上所具有的拨乱反正的价值。单凭个人的偏好与热情不可能使之持久,政治层面上的需求也只能是一时的“流行色”,沈从文研究的兴盛只能取决于沈从文及其创作本身所具有的文学研究的品位与内蕴。“沈从文现象”,是20世纪中国具有独特色彩与内涵的思想—文化现象。当然,沈从文研究并非起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沈从文先生其人其文的研究,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发生。在此,笔者将分“早期沈从文研究”(1949年以前的研究)和“当代沈从文研究”(49年以后的空白期和新时期以来到现在的研究)两大部分,努力对沈从文研究领域的基本概况和发展形势做一较为全面的论述,为笔者即将展开的沈从文研究方向的论文储备资料、理清思路,并期望对今后的研究有所帮助。一早期沈从文研究有不少地方或者失之偏颇且比较单一,但它毕竟是沈从文先生尚在文坛时的论说评论,不但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而且也是沈从文研究的基石与铺垫,我们万不可忽视而应好好吃透好好利用。早在20世纪20年代,沈从文就开始为文坛所注意。到30年代,沈从文已经拥有广泛影响。但直到1949年前,对沈从文的研究却没有溢出文学评论的范围。当然,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在它尚未走完自己行程的时候,一切研究都很难具有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史研究的意义。可是,在1949以前,对中国现代文学带有文学史色彩的研究文字却非绝无仅有。为后来的研究者不断称引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诸导言,其分文体对第一个十年文学过程的总结与描述,就分明具有文学史研究的特征。早在20年代,沈从文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里所界定的“乡土文学”作家,但他却无缘进入《中国新文学大系》;30年代,沈从文在文坛上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鲁迅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所作沈从文是“自新文学以来”“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1]之一的论断,是以史学眼光看沈从文的,但留下的也仅仅是一种结语似的判断,缺少具体的论述与阐释。而大量的评述沈从文的文字,或急于从政治上给沈从文定性,或仅就沈从文个别及部分作品的创作倾向与特征作一般性评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沈从文一直被国民党视为异已,而左翼文学阵营亦将其看作陌路人。国民党的报纸称其“站在***立场”,而在沈从文卷入的文坛论争——“京派”与“海派”之争、“***问题”之争、“差不多”之争、“反对作家从政”之争中,沈从文又被左翼文学阵营视为“官的帮闲”之“京派大师”[2]、为统治者“越俎代谋”的“忠而获咎者”[3]、“对大多数应社会要求而写作的作家们”“作敌意的挑战者”[4]以及“停止抗战”[5]论的制造者。如果说,这些责难还仅是一种逻辑引伸而非政治属性认定的话,那么,40年代,因其“民族***的悲剧”论与《芷江县的熊公馆》而引发的批判便突然升级。沈从文被界定为“一贯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6],是“《鸿鸾禧》里的穆季”[7]、“地主阶级的弄臣”[8]……这些政治判决,显然与已知的历史事实大相径庭,带有明显的“左”的痕迹。也许,当社会变革以一种激进方式被推进时,任何与这种1:..激进方式不相粘附的言行都难免被怀疑为反对革命。而且,在上述种种场合,沈从文也并非没有可责难之处。好在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人们不必再为此作更多无谓的辩难。在大量的沈从文文学作品评论中,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批评倾向与模式。其一、以思想性及真实—典型论为核心的社会学批评模式。这些批评主要以沈从文早期创作和乡土题材作品为对象,“空虚的作家”[9]“没有思想的作家”[10]“作品人物都是空洞无物的”[10],几乎是众口一词的结论。因而,存在于沈从文早期创作中的“那种轻松,那种优美,都是无聊而甚至应该排斥的”[11]。而这种对“思想”的要求,是以“暴露时代的苦难”——唯其如此,作品才有思想——为标尺的。有人据此将《会明》与《绅士的太太》相较,认为《绅士的太太》“那暴露的东西”“《会明》再增多十篇还抵不住。”[12]不能说这些批评毫无根据,当“湘西世界”在沈从文早期作品中雏形初露时,实在还谈不上什么深刻思想。然而,勿论那种“轻松”与“优美”的背后,也自有其思想情感的底蕴在,而仅以是否暴露时代的苦难为衡量作品“思想”有无的唯一标尺,也难免陷入偏狭。然而,这类批评由此出发,终于发展到对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真实性与典型性的质疑:“使人怀疑那不是中国”。[12]最典型的莫过于这一段《边城》论:这种善良的人是不是现实中人物呢?不错,在目前中国社会中,是有这样的人存在,但那是特殊的,不是普遍的。[13]虽然论者承认《边城》人物的真实性,但由于那“不是普遍的”,因而是非典型的。这显然是一种被简单化了的社会学批评模式。即便如此,在这类批评文字中,同样得到普遍承认的,一是沈从文创作呈现的独特风格。“风格的独异的奇趣”,“不变的独特作风”,是屡见不鲜的考语;二是沈从文对青年读者的广泛影响:“沈从文的短篇小说到底引诱了许许多多的年轻的读者,照亮了通到文学之园的途径。”[11]苏雪林堪称这类批评的突出代表。较之上述评论,她的《沈从文论》显然高人一筹。她不再简单地指证沈从文的作品“没有思想”,而是第一个揭示出沈从文作品“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入到老迈龙踵颓废***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引燃整个民族青春火焰。”然而,对沈从文作品里具象世界真实性的怀疑并未稍减:“叙述十之八九是靠想象来完成的。”[14]而对沈从文“文体作家”、“文字的魔术师”的界定,又堵塞了其进一步探究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底蕴之路。尽管如此,苏雪林对沈从文作品艺术特征概括——“第一是能制造一种特殊的风格’,“第二是句法短峭简练,富单纯的美”,“第三是造语新奇”,却颇有见地。其二、从艺术欣赏出发,忠实于自身的艺术感觉的批评模式,即所谓的艺术批评模式(既非形式主义批评,也非纯粹的感觉主义批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刘西渭的批评。在他的《〈边城〉与〈八骏图〉》和评萧乾《篱下集》、芦焚的《里门拾记》(在与沈从文相互比照中进行)[15]的文字中,将沈从文的评论纳入他确立的一种理论前提下:在小说世界里有两种作家——伟大的小说家与自觉的艺术家。例如巴尔扎克,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然而,严格而论,不是一个艺术家。依照这种划分,沈从文是一位“渐渐走向自觉艺术的小说家”。因为沈从文的艺术制作,表现了“具体的生命”,而他“所涵有的理想”,是融化在作品中“各自的生命里”的。阅读沈从文的作品,“感觉,想,回味,是不免的步骤。”因此,在论及《边城》时,刘西渭说:人世坏吗?不!还有好的,未曾被近代文明沾染了的,瞧!这角落不是,——这些可爱的人物,2:..各自有一个厚道而简单的灵魂。在这里,刘西渭提供了对沈从文作品的另一切入角度。同时他在实际上提出了另一意义上的真实论,即所谓“真实”,非社会学意义上的真实,而是艺术感觉上的真实。尽管刘西渭给予《边城》以极高评价,但这种批评模式同样限制了对沈从文作品深层意蕴的理解,以至沈从文自己在谈及刘西渭的批评时说:“我的新书《边城》出了版,……可是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在什么情绪下写成这个作品,也不大明白我写它的意义。即以极细心朋友刘西渭先生批评说来,就完全得不到我如何用这个故事填补我过去生命中一点点哀乐的原因。[16]以上是对早期沈从文研究简单大略的概说。二进入新时期以前,从49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这大约三十年间,如果掐“头”去“尾”(这“头”,是指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这“尾”,是指唐弢先生主编、成书于1979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留下的是沈从文研究的空白。在此期间,没有一篇有关沈从文的研究文字发表,图书馆里,连稍稍象样一点的沈从文作品或研究资料目录也没有。虽然,随着中国现代文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对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研究,已被纳入文学史研究的视野,继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之后,又有刘绶松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和林志浩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问世。然而,在这两种文学史中,除了在有关文学运动的章节中,完全移用郭沫若、冯乃超等人在《斥反动文艺》、《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中对沈从文的政治批判外,在全部有关文学创作历史的描述中,则完全抹去了沈从文的踪影;为中国现代文学教学配套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上海教育出版社)中,沈从文及其相关言论,仅作为附录列入反面教材与反面人物榜。这种情势的出现,无论是当时编者的一种自觉认定,抑或另有不得已的苦衷,都同当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中国现代文学史即中国现代革命文学史相关。唯有在作为这一阶段序幕的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及作为尾声的唐弢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还给予了沈从文及其创作一席之地。无论如何,这都是难得的。然而,作为文学史,对一个作家,无论是单独以章以节、还是与一些作家杂揉于一节之中叙述,都意味着对其历史地位的一种给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沈从文在这两种文学史中的地位,都只能属于“小家”之列。而且,或由于初创,或由于几十年沈从文研究留下的空白,这两种文学史有关沈从文创作的评述,都留下了明显的史料方面的错误或作品内涵把握上的偏失。例如,前者在评述了沈从文带传奇色彩的乡土作品如《黔小景》等之后说:“后来这些题材写穷了,就根据想象组织童话及旧传说了(如《月下小景》、《阿丽思中国游记》)。”(事实是《阿丽思中国游记》发表于1928年,尚属其早期创作,而更多成熟的乡土题材作品,包括《黔小景》,都发表于他的这些题材“写穷了”之后),后者则将《边城》中的顺顺称为“团总”(其实并非团总,在小说中团总另有其人),指《会明》、《新与旧》等篇“忽视了军队中严酷的等级制度以及他们和人民的尖锐矛盾,却去大量地描写以趣味为中心的日常琐屑。”——使人明显感到对作品内涵理解的简单化倾向。3:..就在沈从文政治上受批判、创作被漠视的30年间,在海外的华人学者中,沈从文研究却取得了明显进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藉华人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年英文版初版、1979年中文版)和香港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中有关沈从文的论述。在这样三个方面,这两部文学史对沈从文的评价是完全一致的:一、沈从文“大家”地位的给定。虽然,由于编写体例不同,二者的处理方式也不同:《中国现代小说史》采用列作家专章方式,《中国新文学史》则以不同时期各文体发展状况为原则设章,各章又集中介绍作者认为最具代表性的数种作品集,但在这两种场合,能进入相关章、节的作家与作品集均屈指可数,具有明显可见的主观选择性。在夏志清那里,沈从文得以以上万字的篇幅被介绍,而在司马长风那里,沈从文的几乎所有代表作,包括《边城》、《长河》、《湘行散记》、《湘西》,先后七次进入相关章节。并且,在其阐释中,二者皆毫无保留地肯定了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地位。二、极力将沈从文的研究纳入世界文学的视野。前者认为,在道德意识方面,沈从文“是与华茨华斯、叶慈,和福克纳等西方作家一样迫切的”,“是中国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后者则推举沈从文为中国“短篇小说之王”,犹如莫泊桑之于法国,契诃夫之于俄国。三、作为上述判断的根据,则是沈从文对现代人生存处境的深层关怀。夏志清认为,沈从文肯定了“神话的想象力”是使人类“在现代社会中,唯一能够保全生命完整的力量”。在具体剖析《萧萧》、《会明》、《生》、《夜》等作品的基础上,指出构成沈从文小说人物世界的两个系列——乡村少女和老头子,“是沈从文用来代表人类纯真的感情和在这浇漓世界中一种不妥协的美的象征。”而在司马长风的笔下,无论是对《八骏图》主题的揭示:“无常的人性,无常的爱,无常的欲,这是《八骏图》所写的主题,人一堕无常之纲,便成为奴隶”,还是对相关作品的激赏:“沈从文将整个的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浓缩为心灵的哀欢”(关于((湘行散记》);“……《长河》具有这些,但不止这些,还可以听到时代的锣鼓,鉴察人性的洞府,生存的喜悦,毁灭的哀愁,从而映现历史的命运”(关于《长河》),都显示出一种对沈从文创作新的切入角度:沈从文对民族、人类人性流变的深层关怀。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夏志清自己申明的“***”立场,导致他对沈从文政治面貌及相关作品内涵的曲解。一方面,他将沈从文政治上明显可见的中间立场及其与左翼文坛的距离武断为“***”,另一方面,又有意淡化沈从文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批判即如谈及《长河》对蒋介石倡导的“新生活运动”的嘲讽与批判,夏志清完全回避沈从文对国民党当权者苛扰地方以及国民党政府对湘西少数民族的政策“还是过去的继续”所引起的那份“沉痛感慨”,而将其普遍化为“在任何国家”都存在的“农民对政府的原始恐惧”;称“永恒与流变”是《长河》“固有的主题”——从哲学层面上说,这一判断并没错,但这一哲学思辨赖以存在的作品具象世界——由“湘西事变”引发的湘西少数民族与国民党政权的尖锐冲突及沈从文反国民党立场,则被这一哲学抽象完全消解了。又如,在谈及《萧萧》时,为了论证沈从文对“纯真与自然”人性的追求时说:“读者看完这小说后,精神为之一爽,觉得在自然之下,一切事物,就应该这么自然似的”,完全漠视了沈从文在这篇小说中对“乡下人”在这种“自然”状态下因理性蒙昧而导致的悲剧处境的沉重反思,因而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曲解。同夏志清相比,司马长风明显地表现出其政治上的中立及“纯文学”倾向。其批评模式,则是刘西渭批评模式的延续。这从他对刘西渭的推崇可见一斑:“到了刘西渭,中国才有从文学尺度出发的,认真鉴赏同时代作家和作品的批评家。”司马长风的批评也是“鉴赏”的。尽管在对沈从文作品整体“感觉”和局部描写的艺术体验方面,有许多精采之见,却缺乏对沈从文创作整体构架的完整的逻辑把握。新时期,随着重新评价沈从文的呼声日益高涨,国内的沈从文研究终于掀开了新的一页。进入80年4:..代后,不仅见于报刊的研究论文数量日丰,而且有多种研究专著问世,更遑论各种现代文体史如小说史、散文史、流派史及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有关沈从文的论述了;到90年以后,沈从文研究正越来越走向繁荣。这里,笔者将分两个时段对新时期以来的沈从文研究作简单综述,即八十年代的反思—重构期,九十年代以还的初步繁荣期。其中,关于后一时期的论述,将侧重对主要产生于九十年代的已经具备一定价值沉积的研究成果的介绍,同时简单论及当前最新研究所得。八十年代是沈从文研究的反思—重构期。新一代的沈从文研究者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因政治上的误解、创作阐释中理论的偏至造成的对沈从文及其创作的异读是如此之多,而这种读异在许多人头脑中形成的思维定势又是如此严重。于是,直接回答这些责难或对过去已有的判断针对性地提出反命题,便成为一种必然之势。正因为如此,这一阶段的研究便不能不带上浓重的反思色彩。这种反思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一、从政治上为沈从文“平反”正名。作为最早研究成果的凌宇的《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17]。及其后来的研究专著《从边城走向世界》[18]皆以相当的篇幅,通过沈从文20-40年代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的立场及其卷入的文坛论争的辨析,论证沈从文并非“反动作家”,而是一个既对历届军阀政府及国民党政府取批判态势,又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保持距离的民主主义者。——这种辨析在西方学者看来殊不可解,以至美国的金介甫怀疑这是不是文学研究。为了进一步提供沈从文并非反动作家的证据,一些研究者还从沈从文创作中寻找其政治倾向的进步性,如余永祥在《一幅色彩斑驳的湘西历史画卷》[19]一文中指出,沈从文看到了病态社会肤体上的各种毒瘤,强烈地要求改变那“使人不成其为人”的世界,这就使他的作品显示出不可否认的进步意义;吴立昌在他的论文[20]中,通过对沈从文作品的分析,指出其以全部热情,将摄取人性美的焦点,对着下层人民,甚至还对着革命者,这是对准了;凌宇在分析沈从文小说倾向时,也是从其作品对下层人民生活的逼真描写及对上流社会的暴露与批判两个方面立论的。二、对沈从文创作方法的辨析。其始,就有人极力证明沈从文创作方法的现实主义特征。而董易在《自己走出来的路子》[21]一文中认为,沈从文的早期创作如《渔》、《龙朱》、《雨后》、《神巫之爱》等,是浪漫主义的,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他从具有自然主义倾向发展到按严格的现实主义原则进行创作。《丈夫》、《生》、《牛》、《贵生》、《大小阮》可称得起现实主义杰作:而在30年代,他的思想和艺术臻于成熟之境,已经能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写出《萧萧》、《三三》、《新与旧》等短篇以及堪称最具有沈从文风格的代表作《边城》、《长河》这样的中篇和长篇小说;而另一些研究者认为,当沈从文侧重表现“人生形式”时,其作品写实成份较重,当他侧重于寄托自己的美学理想时,其作品抒情色彩较浓。而最能体现他创作风格的,则是写“实”与“抒梦”二者的结合。三、从正面阐释沈从文美学理想的基石——人性的价值。几十年来,“人性”是一个为人忌讳的字眼,然而,它偏偏又是沈从文美学理想的基石。因此,在有限的程度上肯定沈从文作品探索“人性”的价值,便成为从这一角度研究沈从文的普遍特征。笛易、余永祥、吴立昌等人的有关论文[22],都是如此。四、从“乡土文学”或“抒情小说”代表作家角度阐释沈从文创作的美学价值。例如高云在他的《沈从文论》中指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中国乡土风俗描写得最细致、最充分的”,是沈从文[23];许志英、倪婷婷则认为,沈从文作品给人们提供了“既区别于古代的田园枚歌,又与鲁迅为代表的那批作家取得了某种精神上的联系”的“另一种环境下的乡村生活”。[24]而凌宇的《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发展轨迹及其人生内容的审美选择》[25]则将沈从文置于中国现代抒情小说历史演变的整体框架中,认定沈从文的小说“完成了抒情小说从题材到形式的质的飞跃”,《边城》等以湘西社会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则“标志着抒情小说在艺术上的成熟”。上述这种“反思”与论辨,从现在看来,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其一、以一种反命题代替原命题,也5:..许同时就意味着对原命题赖以存在的理论模式的认同。以歌颂下层人民乃至革命者论证沈从文作品倾向的进步性,恰恰是对一种简单化的理论前置——是否直接歌颂下层人民乃至革命,是判断文学作品进步性的必不可少乃至唯一的条件;而力图寻找沈从文创作方法上的现实主义特征,则意味着研究者还没有走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独尊论的阴影,正如朱光潜批评的那样:“于今的文学批评家爱给作家戴些空洞的帽子,这人是现实主义者,那人是浪漫主义者,这人是喜剧家,那人是悲剧家,如此等等,我觉得这些帽子戴在从文头上都很合适。这种辨证的统一正足以证明从文不是一个平凡的作家”;在“人性”问题上对沈从文创作“复杂性”的阐释,如果不触及沈从文人性观建构的复杂性,便只能重复一种简单的两点论。其二、由此带来的,是研究者立论时无法挣脱的尴尬。例如,虽然,表现出沈从文关心现实政治、具有进步倾向的作品非止一篇,如《大小阮》、《三个女性》、《菜园》、《泥涂》、《腐烂》、《黑夜》、《过岭者》……等等,但相对沈从文创作全体,仍只是微弱的量,更何况其中对革命者的歌颂,其所关注的,只是表现在人物身上的道德与人格力量。与左翼文学要求于作家的不能不存在着某种距离。如《大小阮》在肯定小阮的“雄强”精神与其为“多数人”牺牲的品质的同时,仍保留着对其“盲动”色彩的暗讽与否定。而这后一面,却往往被论者忽略了。又如,在创作方法问题上,勿庸说断定沈从文运用的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显得牵强附会,而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二者的结合这种阶段的截然三分,在作品归类时便不能不出现时序上的严重混乱。例如被论者归入第一阶段的《雨后》,在时间上属于第二阶段,被列入第三阶段的《萧萧》,在时间上属于第二阶段;而列入第二阶段的《贵生》、《大小阮》,在时间上又恰恰属于第三阶段。其三、以作家群体的创作共性代替沈从文创作个性。将沈从文的创作纳入“乡土文学”或“抒情小说”的历史发展轨迹予以考察,固然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但对其共性的概括必然以牺牲个性为代价。虽然,几乎所有论者都不忘指出沈从文创作的“独特性”,但这“独特性”究竟在哪里?既成的研究框架锁住了通往这“独特性”之门。其四、不可避免地导致新的质疑。既然人们如此强调沈从文对乡土风俗的描写及抒情艺术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那么,从另一种眼光与角度看来,沈从文便只够得上一个“仅仅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本民族的狭隘界域之内,特别是把自己的视野仅仅局限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市俗范围内”[26]的作家,其作品中的浓厚感情色彩,正是来自小生产者在生活安定时的怡然自得或动摇激变时的忧愁感伤、不夸张也不剪裁的自然结构,恰恰是小农生活单调、呆滞、保守特点在形式上的反映,抒情性质的文学样式与风格,则来自小农经济的幻想、保守性,狭隘性,抒情性的散文化的文学样式,更圆满、更完美、更有效地表现小农经济社会的思想和生活****惯。[27]当然这一层面的研究并非没有意义。其意义在于:第一、提出了过去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虽然,“问题”提出的方式仍未摆脱原有思维模式,但即便在原有的“游戏”规则下,已往的研究所得出的许多结论也是不公正的。而且,在试图解决这些“问题”时,这一层面的研究也不乏精采之见。第二、提出了全面地而非片面地、整体地而非割裂地把握研究对象,应成为沈从文研究中的基本原则。凌宇的《从边城走向世界》,可视为这种整体把握的第一次尝试。他对沈从文笔下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对立、互参的整体构图的描述、对沈从文作品中“乡下人”形象内涵——从道德形态与人格气质角度看,“乡下人”是“自然人”;从人的理性精神的状态看,“乡下人”是“蒙昧人”;而从其主休精神同已经变化了的生存处境的关系看,“乡下人”又是“陌生人”[28]——的揭示,以及从政治、历史(包括特定地域的乡土史)、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哲学、心理学等方面所作多角度的***,已经越出了简单的“反思”范畴,带有明显的还原重构特征。其二、展示出对沈从文及其创作多角度***的诱人前景。除了前面已经提及的从“乡土文学”、“抒情小说”角度考察沈从文创作的特征外,不少论者分别从沈从文的创作与民间文学关系的角度,如笛论富的《植根于民间—沈从文小说的特有风貌》[29]、6:..沈从文及创作与苗族血缘关系的角度,如龙海清的《略论苗族作家沈从文及其创作》[30]以及从肇始于“五四”的“爱与美”的文学主题之于沈从文的角度,如何益民的《沈从文的<边城)》[31]、从沈从文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的角度,如尚喜平的《一个探索者的足迹》[32]等等。虽然,这些研究并非处同一水平,其成果也等次有差,却共同地拓展了沈从文研究的视野与思路,显示出沈从文作品内涵的丰富性及多棱面的色彩。这一时期,所谓的沈从文研究格局的重新构筑与开拓,可以从一些关键的研究论文与专著窥见一斑。美国学者金介甫的《沈从文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地域色彩》、凌宇的《从苗汉文化与中西文化的撞击看沈从文》和赵园的《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以发表的时间先后为序)[33],这三篇文章的写成发表,标志着一个沈从文研究新阶段的到来。这三篇文章,在两个主要方面,得出了差不多一致的结论:一、从世界文学范围内,考察沈从文创作与世界文学共有的总体主题倾向、文化内涵及其内在品格——“问题”的地方性与主题的世界性并存、题材的原始性与思辨的现代性交织。金介甫的文章明确指出,沈从文的创作具有“地方文学”[34]特征,并通过与福克纳的比较,将美国对其南方文学复兴所作的阐释移用于沈从文营造的“湘西世系”:试图找出在“逐渐消失的乡村世界和热望投身其中的工业社会”二者价值观对立冲突的解决办法。尽管在沈从文那里,这种价值观的冲突只表现为一种地区冲突,并且只发生在作家的内心。沈从文创作的这一总体主题倾向,恰恰是“国际先驱派思想”影响的结果。于是,这个“乡下人”“一跃而成为具有现代思想的人,并越来越懂得了湘西粗俗的乡土文化带有人类更普遍的本性。”于是,一方面,沈从文对城市进行弗洛依德式的批判,另一方面,又从湘西地方文化中发现了文化的相对性和“野蛮人”固有的活力,并为自己家乡的典型人物——那位颇为自异的“乡下人”创造一部故事:所有被千百年来儒家伦理和官僚独裁所窒息扼杀的中国优秀民间传统,在他家乡的“乡下人”身上保留了下来。《边城》正是一部将“截然不同的现代和传统意识揉合一体”的名作。凌宇的文章仍然从他所概括的沈从文笔下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对立互参这一整体人生构图切入,却转换了对这一构图的阐释角度:这一构图是经由苗—汉文化与中—西文化双重撞击的产物。正是由于这种碰撞,才使沈从文获得了现代意识。源于西方的现代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并经由沈从文重新建构的“生命”哲学与民族忧患意识的交织,铸就了沈从文的现代品格。赵园的文章则认为,沈从文呼应了世界文学中共同的思考和探索:“城市文化”使“湘西文化”具有了理想化的形态,“湘西文化”则使“城市文化”真正呈现出病态。沈从文在“现代文明”与“原始文化”之间的困惑迷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怀旧”,而恰恰是“人类经历过而且仍在经历的精神矛盾”的反映。历史学家将奴隶制替代原始氏族社会坚定地看作历史进步,而文学家却往往采用另一尺度。沈从文创作中最基本的、最富积极意义的思想,则是他在“湘西世界”中寄寓的、经由“城市世界”与“湘西世界”反复对照而显示的改造民族性格的思想。而对现代文明进程造成的“文化后果”的忧虑,则是属于不同于左翼文学的“另一思路”的“中国问题”。因此,“读沈从文而读不出现实感、现代文学魅力所在的使命感,也终不能读懂沈从文”。二、从不同角度阐释沈从文文学世界建构的独特性。“独特性”几乎是一致公认的沈从文创作的实在,也是解开“沈从文之迷”的核心问题所在。赵园的文章指出,沈从文创造物中包含的现实课题及其某种“现代”标记,以及由此体现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某种现代品格,都是以其“个人的方式”实现的。这“个人的方式”是什么?赵园是从沈从文的审美意识与道德意识、审美判断与文化价值判断、审美追求与社会历史思考之间的关系入手作出阐释的。即沈从文试图以审美意识统一伦理意识,将伦理判断与审美判断纳入更广泛的文化价值判断,而在其审美判断及文化价值判断中又寄寓了他对社会历史问题的思考。如果说,:..度阐释沈从文的“独特性”的话,那么,凌宇和金介甫则侧重从地方史、地域文化和地方民族文化的角度揭示沈认文文化心理的建构的独特性的。金介甫的文章用大量篇幅,阐述了湘西从18世纪到现代的历史演变过程、沈从文及其家族在这历史过程中的现实处境、他的苗族血缘,及其与沈从文心理建构的因果关系,进而论证沈从文“地方主义”的成因。然而,恰恰是这“地方主义”,使沈从文越来越关心中国的基本问题。没有任何一个现代中国作家认为其家乡从祖国分离出来会更好些,因此,沈从文作品中的“地域特征始终在整个中国特性这个大范围内形成”。凌宇的文章同样注意到湘西地方史及沈从文具有的苗族血缘对沈从文及其创作“独特性”形成的重要意义。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即便不是唯一的、也是罕见的具有自觉少数民族意识的作家,苗—汉文化冲突作为最活跃的因素,在沈从文“生命”哲学的建构过程中起着决定作用,而中—西文化的碰撞这一20世纪中国的总体文化背景,又赋于这一“生命”哲学以现代特征。《边城》中反复出现的“走车路”—“走马路”、碾坊—渡船两组对立意象,其特有的文化内涵及其内蕴的情感走向,正是这一“生命”哲学的艺术显现。上述三篇文章共同拥有的文化视角及其进入方式,不独消解了过去研究中出现的许多阐释的尴尬,而且由于对沈从文“独特”性的把握,得以摆脱过去那种低层次的两点论,在更深的层次上面对沈从文的“复杂性”。即如赵园的文章谈及沈从文文化批判倾向时指出,把文化问题归结为文化本身,决定了沈从文思考的独特深度与独特弱点,其力图避免由政治方面而由文化方面评价历史,又暴露出沈从文历史意识自身的深刻矛盾。与这三篇文章属于同一思路的,即从文化—心理建构角度入手探讨沈从文及其创作“独特性”的,还有后来出现的赵学勇的专著《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34]。在一些主要的命题与判断方面:沈从文文化心理形成的中外文化思想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