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红歌红戏伴硝烟
红色戏剧
一关于“红戏”的编滨
岳西群众对戏剧演出情有独钟,不识字的农民都喜欢看戏,所以戏剧演出宣传革命思想,是一种最受欢迎并行之有效的方式。岳西红色戏剧的演出,一是唱文明戏(今称话剧),二是唱采茶戏(即早期黄梅调),三是表演唱及其他文艺形式。所演剧目都是新编的用于革命斗争宣传服务的,数以百计。这在中国戏剧史上是前无古人的创举,也是光荣的一幕。
这些“红军戏”的编剧艺术手法,有其共同的特点:基本是借旧瓶装新酒,以旧有艺术框架,加填革命内容,使之为革命斗争服务。所编小戏都是群众一听就会唱,一唱就传开,能使作品快速传播;所写节目短小精炼,人物不多,适合当时演出条件,化装能演,不化装也能演,台上能演,不用戏台也可演。
“抗战戏”则由省抗日工作团与县“动委会”以及县民教馆组织的宣传队伍为主演唱,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力,所以演出较“洋气”,演出场地有平台、草台、祠堂台。
“文明戏”以王效亭等在“洋学堂”读过书的知识分子为主编写;文委会其他成员也带头编写节目,储宪章编过《长工韩五》、《储木匠改行》等文明戏。
宣传革命的“红军戏”除少数“文明戏”之外,主要是唱黄梅调(现在称黄梅戏)。黄梅调等小戏曲、小演唱的编写,则以深谙戏曲规律,熟悉群众语言的陈履谦为主。
陈履谦对黄梅调情有独钟,编的小戏好唱、好学、好看、好记、好演。陈履谦为什么在请水寨暴动前后,能编演许多黄梅调小戏、小演唱呢?一是请水寨所在地是岳西的“小戏乡”,有坚实的群众基础,黄梅调底蕴深厚;二是陈履谦等“黄梅”迷所具有的基本素质较高,他们有文化,又能写又能唱;三是有演唱黄梅调的浓厚氛围。在请水寨暴动革命队伍中,尤其在红军和赤卫队中,有吴汉周(烈士),刘寅宾(烈士)、王云山(烈士)、余德礼、方广应(烈士)、杨永宽、王玉川(烈士)、方正先、章礼云等二十多位职业、业余黄梅戏艺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又有一大批戏曲艺人以多种方式参加革命队伍或参与革命宣传,他们对编演活动起到了积极的重要的作用。岳西的黄梅戏为革命做出的重大贡献,这在黄梅戏史是一个里程碑。
红色戏剧以及部分带表演性的红歌的演出方式有三种:一是团体性演唱。师政治部、县苏维埃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和妇女委员会,祟新小学、列宁小学经常组织文艺宣传队在大型集会上演唱。军、政领导人王效亭、王焰才、陈履谦、程鹏、储宪章、王爱春、妇委会的刘惠英、刘亚东、韩树德等许多干部都带头演出,宣传革命。
二是送戏登门入户。各地党组织或农协会经常特意安排一些思想进步的职业黄梅戏老艺人,如朱昌运、方见田等。以唱“渔鼓”的演出方式,手持半边小钹。拿一牙板(或一-根筷子)击节,身带师政治部、县文委会或本地农协会编印的唱本,翻山越岭,走村串户,甚至挨家挨户、登堂入室地演唱、教唱,使那些身居僻野山林的农户也能接受到革命思想的教育。
三是散唱。据老红军吴永根回忆说:“在红军队伍里,虽然当时行军打仗,但文化宣传也抓得紧,每人都发有师政治部印的小册子,人手一册,行军打仗不离身,休息时用来学****文化,学演唱,对群众宣传也人人会唱。”他相隔50余年还能唱出《土劣自叹》,可见当时文艺宣传教育工作十分扎实,文艺宣传演出已蔚然成风。
天堂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文艺宣传工作是有着严密的组织领导和部署计划的。革命文艺宣传材料,由合署办公的师政治部、县文会委负责组织编写、审定修改、分批组织刻印并推广散发。
演唱材料的刻印也有分工,凡与军事相关的内容由政委陈履谦、宣传股长刘汉章编辑,以红三十四师政治部署名刻印,如《红军三大任务歌》由政治部颁发,《兵变歌》由政治部印发;凡与农民革命相关的内容,如《土劣自叹》、《牧童叹革命歌》、《十二月》、《新三字经》、《妇女自叹》、《豪绅妻自叹》等则由文委会主委刘中一编辑,以文委会署名刻印。每3 5个节目结成一集,当时刻有多集。现在发现的完整木板刻印丛书第一集《土劣自叹》收录有《土劣自叹》(原注:仿采茶戏)、《牧童叹革命歌》(原注:仿泗洲调)、《农人自叹》(原注:仿苏武牧羊调)等三件作品。刻印的刊本《土劣自叹》有一份原件,1950年由红三十四师师长王效亭烈士的亲属,献给“中央老区慰问团南方分团安庆慰问团”团长孔令甫同志,而后转交安徽省博物馆收藏陈列。
抗日战争爆发后,岳西的抗敌宣传搞得有声有色,唱抗战歌,演抗战戏,编唱抗战街头剧、活报剧、表演唱、傀儡剧等,采用多种宣传形式动员同胞,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解放战争时期,潜太岳边区县委曾组建戏班编演宣传反抗阶级剥削的新剧,以推动“土地改革”运动。遗憾的是,诸多戏剧、曲艺演唱节目多数未传剧本。
二文明戏编演的剧目
现以时为序,谈一谈几出影响较大的文明戏演出,以便约略了解天堂红区“红戏”的演唱状况。
1、大学生回乡编演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