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第八章清代中叶诗文词
清代中叶的诗歌
清代中期的散文和骈文
清代中期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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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清代中叶诗文词
一、清中叶诗歌
清中叶政治高压、文化专制、汉学兴盛。诗歌向着拟古、形式化方向发展。出现了尊唐的“格调派”、宗宋的“肌理派”,继承晚明主情的“性灵派”。
(一)沈德潜及其“格调说”
1、沈德潜(1673——1769)著有《归愚诗文集》。其诗多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有封建卫道气。诗选、诗论影响颇大。有《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国朝诗别裁集》和《说诗晬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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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格调说”:
沈德潜的诗论主张。强调写诗须讲究格律声调,提出“诗贵性情,亦须论法”,认为诗歌应该“和性情,厚人伦,匡政治”。所谓“性情”是指符合封建正统观念的思想感情,提倡含蓄蕴藉,“温柔敦厚”、“怨而不怒”;所谓“论法”,要求讲究格律、声韵,讲求比兴,提倡学古,但反对拟古。
“格调说”对“神韵说”(王士祯)空疏浅陋的弊病有所补救,但它维护儒家“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基本属封建正统派诗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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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袁枚及其“性灵说”
1、袁枚(1716—1798)字子才,号简斋。与赵翼、蒋士铨并称“乾隆三大家”。存诗4000多首。著有《小仓山房诗文集》《随园诗话》等。其诗直抒感兴,清丽灵巧,流转自如,《沙沟》《马嵬》《湖上杂诗》皆名篇。
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
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马嵬》)
2、“性灵说”袁枚的论诗主张,深受公安派的影响。提倡“提笔先须问性情”,“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作诗不可以无我”,认为“诗有性情而后真”。即主张诗歌应该抒写个人的性情遭际,写个人的灵感,直抒胸臆,辞贵自然。强调独创,既反形式主义,又反拟古主义,体现了一种革新精神,有一定进步意义。但是,它的所谓“性灵”实质上是士大夫的闲情逸致,缺乏深刻的社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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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翁方纲及其“肌理说”
1、翁方纲(1733——1797) 精金石考据之学。倡“肌理说”,诗作无成就。
2、“肌理说”翁方纲的论诗主张。认为“为诗必以肌理为准”。“义理之理,即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也”(《志言集序》)。他把思想意义(义理)与组织结构(文理)、学问材料(肌理)统一起来,认为作诗不在力求神韵,不在死守格调,也不在空谈性情,而在读书,有学问,有方法。要求作诗必须以学问为根底,做到内容质实而形式雅丽。
这样,把诗歌创作引向“考据入诗”的故纸堆,成了令人生厌的学问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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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郑燮、赵翼
1、郑燮(1693—1766)字克柔,号板桥。诗书画被称为“三绝”,扬州八怪之一。
其诗歌自成一家。推崇杜甫、白居易,反对模拟古人,要求直达肺腑。诗风质朴挥洒,多用白描,语言通俗流畅。但有时显得真率有余而锻炼不足。其诗篇多同情人民疾苦,憎恶贪官污吏。
2、赵翼(1727—1814)文史学家。著有《瓯北诗集》《瓯北诗话》。更长于史学,代表作《廿二史札记》。强调诗歌的发展进化。其诗议论过多。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论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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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中叶散文和骈文
(一)“桐城派”
桐城派是清中叶最大的散文流派,因代表作家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而得名。
“桐城派”文论:
1、方苞首先提出“义法”主张。“义”即“言有物”,指文章的思想内容,实际是以程朱理学为基本出发点;“法”即“言有序”,指文章的形式技巧,包括结构条理,运用材料、语言等。他要求文章形式服从内容,语言“清真雅正”和“雅洁”,去掉“冗辞”,直到“一字不可增减”。
《狱中杂记》通过作者在狱中的见闻,揭露了当时官吏的贪赃枉法。层次分明,文笔简洁,真实生动。
《左忠毅公逸事》左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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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忠毅公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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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忠毅公逸事 方苞
课题:忠毅,谥号;公,尊称。逸事,散失没有经正史流传的事迹。这类文章不像正史作传那样全面叙述人物的生平事迹,而是从一生行事中选取一小部分来表现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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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苞,字灵皋,号望溪,人称望溪先生。清代安徽桐城人。与刘大櫆、姚鼐并称为“桐城三大家”,为三大家之首,桐城派创始人。著名散文家。
桐城文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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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君子尝言,乡先辈左忠毅公视学京畿,一日,风雪严寒,从数骑出,微行入古寺。庑下一生伏案卧,文方成草。公阅毕,即解貂覆生,为掩户。叩之寺僧,则史公可法也。及试,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视,呈卷,即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诸儿碌碌,他日继吾志事,惟此生耳。”
及左公下厂狱,史朝夕狱门外。逆阉防伺甚严,虽家仆不得近。久之,闻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谋于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屦,背筐,手长镵,为除不洁者,引入。微指左公处,则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呜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