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无辜的“妖姬”
内容摘要:杨贵妃的形象在中国封建文人笔端表现得至为复杂,对她的批判与同情,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往往在同一部作品中裹挟纠缠,显得甚是矛盾。本文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架构入手展现这种矛盾,并简要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并借杨贵妃形象在千余年间的演变为例,探讨传统文化体系中“美”与道德的高度相关性。
关键词:杨贵妃妖姬二重性格形象演变
杨贵妃在中国的祸国妖姬形象由来已久。由唐至宋元,文人笔下的杨贵妃形象基本遵循“祸水”的思维定式,乃至明清,仍有将杨贵妃写成***荡妖冶女性的剧作。但仔细考察可发现,将杨描绘成祸国根源的历代文人,在提及她时却常流露出同情怜悯。这种既批判又怜惜的态度,令杨贵妃的“妖姬”形象前后颇复杂矛盾。
如元代白朴所作杂剧《唐明皇秋夜梧桐雨》中的杨贵妃,其为一己之“留着解闷倒好”的心思帮玄宗阻杀安禄山在先,与之发生暧昧关系在后,七夕乞巧也是为安所设,却巧言令色讨了玄宗欢心。这样的杨贵妃,是作者批判的对象。但在马嵬兵谏一节,却借玄宗之口为其开脱:“他又无罪过,颇贤达。须不似周褒姒举火取笑,纣妲己敲胫觑人。”又说:“他是朵娇滴滴海棠花,怎做得闹荒荒亡国祸根芽?”又借高力士表示:“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杀了国忠,祸连贵妃。
”明确表示,在安史之乱上,杨贵妃无责任。
又如元代王伯成之《天宝遗事诸宫调》,其中多套曲都牵杂杨贵妃与安禄山暧昧等宫闱秽事。杨的形象愈加妖艳、***乱。即便如此丑化,也阻不住她临死时对玄宗的反诘:“又不曾背叛朝廷,篡图天下;又不曾违反国法,误失军期。平白地处死,无罪遭诛,性命好容易!”还有对高力士的嘱咐,其辛辣怨恨跃然眼前:“若得见君王,却教俺传示:把我生勒死,不知为何事?若施行了以后,却休教死骨头上揣与我个罪名儿!”
事实上,这种对杨贵妃评价的矛盾性贯穿于她身后的整个封建社会,远在白朴之前的文人就纠缠在这矛盾中。杜甫之《丽人行》,描绘杨氏一门因杨贵妃得宠而奢糜的景象;又有《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对杨氏一门受宠,君臣一同奢华享乐的讽意尽显;又有《北征》诗云“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将安史之乱的责任直指杨贵妃。但是,杜甫对杨贵妃还有另一层态度,其《哀江头》云:“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清渭东流剑阁深,去往彼此无消息。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表现了对杨的些许同情。又有《东狩行》云:“朝廷虽无幽王祸,得不哀痛尘再蒙。呜呼,得不哀痛尘再蒙。”较先前严厉批判缓和良多。李益、李商隐、罗隐、韦庄等晚唐诗人,也分别选取了不同的角度,对杨或贬斥、或同情,让她的形象充满争议。
即便是《长恨歌传》,对杨贵妃的态度也是矛盾的。《长恨歌》并未对杨贵妃做直接评论,但其对杨美貌的描写,以及对李杨坚贞爱情的叙述,都对杨贵妃的形象起了正面作用。然而《长恨歌传》在肯定白诗精神的同时,又加入了陈鸿自己的态度。他明言作“传”的目的,在于“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
”。由以上种种矛盾处来看,纵使杨贵妃的“妖姬”形象在封建文人心目中根深蒂固,却无法坐实杨贵妃直接导致安史之乱、盛唐转衰这一指控,因而对杨的极力丑化,总有些底气不足。文人们似乎都在有意回避真正的致祸之源,在面对它时趑趄嗫嚅,用“汉皇重色思倾国”这样遮遮掩掩的句子行“讽谏”之责。
一、杨贵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