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新时期”胡适诗作诗论研究
【内容提要】进入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新时期”,胡适诗作诗论研究一步步接近新诗的核心问题,成为新诗研究中不论视野还是方法都具典型性的代表。本文从三方面对其进行综述:胡适诗作研究、诗论研究、及两者在新旧诗演变中和处于新诗史源头的研究。这些研究逐渐超越胡适诗作诗论的范围,站在自赎的角度探讨新诗日趋不堪的境遇问题。
【摘要题】作家作品研究
【关键词】胡适/诗作/诗论/新诗研究/新时期
【正文】
自新诗及其理论诞生以来,研究者历来有两道相反的目光关注着它,其一是乐观的,重在发现新诗的成绩,持鼓励的态度;另一是忧患的,指出新诗发展的弊病,取鞭策的立场。尽管着眼点不同,双方对新诗现状的隐忧以及由此引发的对新诗历史的一次次再阐释、再反思的标的是相同的,即把观照新诗的视线聚焦到一个点上——救赎。从这一角度看新诗研究,胡适诗作诗论研究不无典型性。由于对新诗造成的无法抹去的影响,使得胡适诗作诗论一直受到多方面的注意和未间断的研究,即使此后20多年,它们依然是被一再研讨的论题;在多侧面、多层次的批评、探讨之中,这一领域成为新诗研究具有较高的总结理论和指导创作的代表。
一
虽然胡适的新诗经典之作《尝试集》在不同的时代都遭遇“非诗”的品评,却也因此平添了被研究的趣味,成为新诗研究的一出重头戏。新时期刚开始,也许为改变新诗现状的研究目的还不明确,而意欲改换20世纪后半以来胡诗的文学史边缘位置的动机是显著的。当时涌现了一批评论《尝试集》的文章,如文振庭《胡适〈尝试集〉重议》(《江汉论坛》1979年第3期)、龚济民《评胡适的〈尝试集〉》(《辽宁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秦家琪《重评胡适〈尝试集〉》(《南京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3期)、蓝棣之《中国新诗的开步——重评胡适》(《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3期)、刘元树《论〈尝试集〉的思想倾向和历史地位》(《安徽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刘扬烈《重评胡适的〈尝试集〉》(《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吴欢章《论胡适的〈尝试集〉》(《艺谭》1981年第1期)等。这些文章感染着新时期的新气象,开设了一个新起点,从不同角度或清算了此前对《尝试集》非客观的评价,提出了应该如何运用公正的评判尺度的问题,进而肯定其内容、诗体形式诸方面成绩;或从新诗发展的历史角度认定《尝试集》作为第一部白话诗集的地位及其影响,例如,龚文指出“胡适的新诗创作活动,不仅是他个人的文学革命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也是整个
‘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或从胡适的文学主张与“尝试”不可分入手,探寻胡诗取得积极成果的根源,讨论胡诗的思想和诗体解放的历史作用,如吴文详细、深入地考察了《尝试集》的思想内容、艺术特征(包括诗体、语言、形式、风格)及其成因,还将其同前后的诗界革命、南社和郭沫若的诗作进行比较,论述客观、翔实,为该阶段研究画上句号。概括地说,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运用社会学批评的方法,从主题思想方面认可《尝试集》反封建的积极意义,指出胡适的诗体形式革命是使新诗地位在诗歌史得以肯定的关键;更重要的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清除狭隘的阶级论观点,平整了新时期胡适诗作研究的场地。其中一个特点是思路徘徊于诗歌的外部,没有揭示新诗的独立性质,当然,这是时代氛围里的研究;从研究史看,这一步的工作显得很必要。这时,从肯定的角度研究胡诗,是对此前非公正评价的反拨,实际带有为新诗溯源的倾向。
进入1980年代后,胡诗研究逐渐分划为三个方向。一是关于《尝试集》能否作为中国新诗开山之作的论争,这可能是对前期“矫枉过正”现象的校正。相关文章有:林植汉《应当怎样评价〈尝试集〉?》(《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文万荃《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新诗集辩白》(《四川师院学报》1984年第1期)、阎焕东《新诗的基石与丰碑——〈尝试集〉与〈女神〉比较研究》(《北京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陈孝全《五四诗苑第一枝花——论胡适的〈尝试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孙宝成《〈尝试集〉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上海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王吉鹏《胡适的〈你莫忘记〉是一首坏诗——兼谈〈尝试集〉的评价问题》(《北方论丛》1989年第4期)、胡明《“新诗老祖宗”》[1]、张全之《平行与互补:中国新诗的两大源头——重评〈女神〉与〈尝试集〉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郭沫若学刊》1997年第1期)等,持《尝试集》不能作为第一部新诗集观点的林、文、王三文分别从思想内容、表现形式等方面比较了《尝试集》与《女神》的优劣,指出只有后者才不愧为第一部新诗集。与此观点相反的胡、陈、孙三文仔细辨析了《尝试集》的主题、内容、技巧及创作态度等,认定尽管存在若干缺失,但它仍不失为新诗第一家。阎、张两文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