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一位美国作家曾写道:“在20世纪,如果你碰巧出生在瑞典,那就像中了头彩一样。”这句话在相当大程度上并非虚言。
那么,生为一个瑞典人到底有多幸福呢?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也就是瑞典的“黄金时期”,有个病人跑到公立医院去看病。医生问他哪里不舒服,他回答说,自己整天心情阴郁,白天无精打采,夜里常常失眠。医生认为他可能患了轻度的忧郁症,这种精神性疾病在寒冷的北欧很常见,日短也长的冬季尤其是发病高峰。于是医生给他开了两星期的病假,并建议他平时多到户外活动,多接触阳光。
病人听罢,立刻嚷起来:我们这里户外零下20多度,早上10点天都没完全亮,晚上4点就已经黄昏,你让我怎么户外活动?哪里去晒太阳?恰好那时正值严冬。医生一想,病人说的确实都是事实,那怎么办呢?“这样吧,我再给你加开一道处方:去西班牙休完你的两星期病假,机票和酒店开销算作药费。”众所周知,在瑞典看病是国家埋单的,而阳光明媚的西班牙是整个欧洲的度假胜地。
如果你认为这个夸张的故事是瞎编出来的,那就错了。它是我亲耳从一个瑞典朋友那里听来的,并得到了另外好几个瑞典人的证实。他们用略带自嘲的口吻讲完这个故事以后,都不忘记加上一句无奈的感叹:“不过这样的好事情放到现在是不可能了。”
这几天读到《南方都市报》和《东方早报》等报纸上不断有关于“福利国家”的争论,脑子里不由得又冒出了这个令人无比神往的故事。瑞典是举世公认的福利国家的典范,我曾经在那里生活和学****过几个月,因而自认为可以撷取自己在那个遥远的“幸福国度”里一鳞半爪的亲身感受,为这场学理层面的有趣辩论增添一抹感性色彩。
福利国家盛行“大锅饭”、容易“养懒人”,在许多批评者眼里,这似乎是不证自明的。我在瑞典的所见所闻却告诉我,事实并非经济学教科书里从“风险收益关系”、“道德风险”等概念出发推演出来的逻辑结果那么简单和黑白分明。换句话说,即便确实存在“大锅饭”和“养懒人”的情况,它们也同中国改革前的那种形态迥然不同。
我那时住在斯德哥尔摩西南160多公里的Norrköping乡下,一片面朝波罗的海的森林茂密的美丽山坡上。那是个昼长夜短的春季,每天早上6点刚过,我就会看到左邻右舍早早地起身,男人忙着在院子里擦汽车、浇灌修葺园艺或整顿各类杂务;女人则煮咖啡、做早餐,喂孩子。不到8点,夫妻们就开着车出门,送孩子上学,自己上班……一派辛勤劳碌的场景。在工作和与他人业务往来时,就个人的有限经历,我也不记得自己曾经遇到过一个办事拖拉的不负责任的瑞典人。相反,他们人人都井井有条、严谨高效、一丝不苟——与你约好见面,绝不会晚一分钟;答应你的事,也绝不会让你有任何不放心。以对工作和生活的认真负责的态度来衡量,如果瑞典人是“懒人”的话,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几个国家的人能算不懒的。我曾经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南欧“非福利国家”见识到的那种上午10点还没上班、而到下午3点还没午休完的景象,在瑞典是不可想象的。
至于“大锅饭”,那完全得看你怎么定义它。在瑞典,收入差距确实很小。以我比较熟悉的报社的情况做类比:一般假如一家报社的总编辑月薪是6万克郎出头一点的话,全报社的平均薪水差不多在4万左右,而一个大学刚毕业的见****记者应该能拿2万多一点。这是含税收入,扣除所得税以后的差距更小。那里更不会存在什么“打分”、“考评”、加(扣)奖金之类的事,因为工资都是固定的,根本没有